原音词，陕北话里传承的远古声音_余家沟_新浪博客
原音词，陕北话里传承的远古声音
（未定稿，待请指教）
原音词，陕北话里传承的远古声音
—— 一个知青心目中有关陕北方言的问题
我是从小在北京“靠崖崖”长大的，从到陕北插队时候起，走进我们余家沟深山的那天起，我进入了一个闻所未闻的人文环境。
第一天早起上山受苦，就听邻居说：“快走了，队长呐喊了。”呐喊？那一刻，我很吃惊，我是来接受贫下中农革命再教育的，可贫下中农却说古人的文言话语？从那天起，我的日常生活里，有了古汉语词汇。长期的强烈的体验，使我深深感到，民间文化与久远的历史相关，它们从古代继承而来。因此后来，我最感兴趣的事情，就是陕北文化的历史继承性。
其中，关于陕北方言，我试图从中国古代文献中寻找它的源流，写了本书叫《听见古代——陕北话里的文化遗产》。作为老知青，我追寻的都是插队生活中熟悉的陕北词汇，乡里农民每天说的。
比如那时候队长常说：“今儿黑地过你们伙开会。”我们“伙”？我们伙是什么？他是说我们的窑洞、我们的处所、我们那儿、我们家，是说晚上到我们窑里开会。在《听见古代》里，我讲了这个“伙”的来历。
咱们大家都熟悉陶渊明的一句话：“先生不知何许人也？”陕北话“你们伙”的“伙”，其实就是这个古汉语词汇“许”，写下来应该是“你们许、我们许”。比如，南北朝·刘义庆《世说新语·文学》：“孙安国往殷中军许共论，往反精苦，客主无间。”这“殷中军许”，就是“殷中军伙”，殷中军那儿。南北朝·鸠摩罗什译《众经撰杂譬喻经》上：“我欲赴沙门许受戒，此蛇何以当我前？”“沙门许”，就是“沙门伙”，指庙“伙头”（里面）。隋·阇那堀多译《佛本行集经》二一：“若无因缘，自许眷属，犹不亲近，况复他人。”“自许眷属”，就是“自伙眷属”，自己的家属。《旧杂譬喻经》上：“龙王明日人现，来与王相见，语王：王有大恩在，我许女昨行，为人所捶，得王往解之。”这里说，龙王第二天变成个人样儿，来与王相见，对王说：大王有大恩啊，“我许女”夜儿（昨天）出门儿，被人压住打了，幸亏大王去给救出来了。这龙王说的“我许女”，就是“我伙女”，“我们家女子（zi）”。
为什么“许”这个词陕北说成“伙”呢？或是“喝（hě）”呢？因为陶渊明那会儿，说“何许人也”的时候，这个词的音，就是类似今天陕北的这发音。从上古到中古到近代，都是陕北这路子。比如宋代韵书的反切，记的就是这样的音：宋《广韵》虚吕切，宋《集韵》火五切。按李珍华、周长楫《汉字古今音表》，虚吕切的中古拟音是[hǐo]；上古音是[hǐa]，近代音是[hiu]。周法高主编《汉字古今音汇》里的周秦上古音、《切韵》音，也接近。现在，吴语、粤语、闽东话、客家话，这个“许”都不是“xǔ”的音，而是跟陕北接近的音。吴语白读音[h]，客家话[hi]，粤语[h&y]，闽东话[hy]，闽南话文读[hu]。
一些古时候从北方下去的南方话，保留着更多古音。陕北也有所保留。现在，这个词普通话是说“xǔ”了，而陕北话，留着“我们伙”，听上去是很土，实际上是很古。
插队时候，看猪用嘴拱地，听老乡说是“猪灰地”。我想，拱嘛，为什么要说“灰”？三十多年后我才知道，这是一个古语，写下来是个“豗（huī）”字。老乡说的是“猪豗地”。谁家猪？看把我园子豗成个甚咧？南北朝、唐代、明代的书里，都有这个词。南朝梁·顾野王《玉篇》：“豗，猪豗地。”唐·张鷟《朝野佥载》卷一：“医书言：虎中药箭食清泥，野猪中药箭豗荠苨而食。”明代《正字通》：“豕掘地曰豗。”但是现代汉语里，没听说过。一个消失的古代词汇，却在陕北山里乡间的日常口语中继承着，天天说。有时细细体会这种传承，觉得挺不可思议的。
那时候常听老乡说一个动词“印”，意思是“生育繁殖”。其实是古汉语词“胤(y&n)”。“这兀是谁胤下的种种？”“这人能行也，胤下兀一洼！”也引申指性生活：“那人黑地炕上胤种种咧。”汉代《说文》里说：“胤，子孙相承续也。”这个词好像其他地方没人在口语里说，但陕北乡民却挂在嘴边。
有一个我插队听了十年，一直不明就里的词。嘴笨、话少、不会说客气话、说话不恭敬，我听老乡说是“嘴驼”。这词儿意思我解下了，说话也会使用了，但始终不明白是个什么字。也是多年以后，在书里终于遇见了它，其实就是懒惰的“惰”，说“tu&”：“那娃嘴惰，不会说，你不要害气啊。”这也是一个很古老的词了，上古时，词义就是“不恭敬”。《礼记·曲礼》上：“父母有疾，冠者不栉，行不翔，言不惰。”《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冬十月，滕成公来会葬，惰而多涕。”晋·杜预注：“惰，不敬也。”汉代时，《说文》作“憜”或“惰”：“不敬也。”宋《集韵》：“憜，不敬也。”宋代以后，在文字文献里，好像已经没有这个表示“不敬”的“惰”了。当然，也可能是我没看到。这个“惰”的读音呢？宋《广韵》徒果切，宋《集韵》吐火切，按今天的念法儿，是“妥”，跟陕北音差不多。陕北口语里的这个“惰”，我感觉，就像是跨过了漫长的一段中国古代，远远地从千年以前，直接继承来的。
《听见古代》这本书，就是在这方面做了一些探讨，来证明陕北方言里继承的文化遗产。这本书能对陕北文化的研究起到推动作用，成为引玉之砖，是我觉得最有价值的事情。但是，十年前写《听见古代》时，用文献探讨时，我还产生了一个问题，那时没提出来。到了今天，它还是以问题的形式存在着。
这个问题是，陕北话里有没有比能用古代文献证明的继承，比有文字以来所知的近古、中古、上古的继承，更为久远的继承？
就是说，在陕北方言里，有远古声音的继承吗？我们能听见远祖的声音吗？这个“声音”，不是说声带振动出声儿，这肯定远古就振动了。我所关注，和《听见古代》的一样，还是词汇。我是语言学、语音学的门外汉，只是从一个插队知青的角度，从好奇心出发，观察陕北方言。我这里的题目说陕北话里传承远古的声音，是一个假说，实际上也是一个问题，一个知青心目中有关陕北方言的问题。
好几千年以前，陕北还没有延安城市这样一个坐标的时候，无论是现在的延安城，还是我插队的余家沟，那时候一样是荒原莽林，没有说哪里哪里离延安远近这样的概念。那时候，或许延安还没人，我们那山沟里就有人类居住了。在我们余家沟，出土了陶土尖底瓶，看上去是仰韶晚期的，也出土了新石器工具，基本也是那时候的。几件磨制的石器，石料不是本地的，我们村儿老乡说，咱这搭儿没这号石头。一个是斧子，一个是穿窟窿的，一个像是剥皮用的。由此可以想象，远古时期，那样的深山大沟背圪崂，就有移民迁入。那些移民携带石器，从远方走来。而那个时候，人类还不会骑马呢。
听分子生物学专家讲，根据染色体的研究，中国的人口，是在六千年前突然大量增长的，跟谷子种植技术有关。因为农业技术的产生，比起采集狩猎技术来，使人类有了稳定增长人口的条件。于是那时候，就可闹胤下种种了，所以才有现在的咱们大家。在那个人口大量繁殖的时候，种群需要分开、分散、分化，以便获取足够的蛋白质，于是就扩散开迁徙，于是就有一群人进入了余家沟，余家沟就有了我们的远祖村民。他们是第一代陕北人、第一代余家沟人。
大家都知道，咱们的远祖来自非洲。这是科学家染色体研究的成果。第一代余家沟人、陕北人，他们的语言，离走出非洲时候说的话，已经隔了几万年了，必然发生了很大改变。但是对于今天的我们，今天的余家沟人、陕北人来说，几千年前他们说的话，就是原始的语言了。我们现在说的话，当代陕北人的话，这种陕北方言，跟余家沟的远祖，他们那会儿说的话，有关系吗？有继承吗？
一、神秘的语言现象：陕北的“不浪”和蒙语的“不浪”群
我注意到一个现象，是把一个陕北话里的平常现象，和一个蒙古话里的平常现象，放在一起，产生的一个不平常现象。对我来说，是一个神秘现象。这个现象就是，这两种语言里，同时存在着“不浪”。陕北话有一个“不浪”，蒙语里有一群“不浪”。
陕北话里有这样一类词，表达一个汉字的意思，但要说两个音节。比如“绊”，陕北说“不滥”。门限高，不滥倒，八幅子罗裙扯烂了。在语句中，它要占两个字儿。不像普通话，说“绊倒了”就对了，陕北要说“不滥倒了”。比如“扏”（ti&），“提”的意思，往起扏扏。年轻人往下压压还尿在崖上，老汉家往起扏扏还尿在鞋上。“扏”说成两个音是“得溜”。你看着喜欢你就得溜上。还有“串”说“出滥”，埂”说“圪堎”，等等，有不少这种词。（表一）
表一
这种词现在被认为是“分音词”。意思是说，它原来是一个汉语单音，后来说的慢了，分成了两个音。以前说“绊”，后来说慢了，中间加了个“L”声母，就说成了“不滥”。以前说“埂”，后来说慢了，就说成了“圪堎”。
没有语音史料可以证明这种发音变慢、一个音分成两个音的过程，但是大家都接受这个说法。为什么呢？因为文献的制约。从秦汉文献中，我们见到的只有少量这种词，比如“笔”写成“不律”。而宋元时候的书里，这样的词多了起来。《诗经》里有瓠子的“瓠”，到唐宋时候，文字里出现了“葫芦”，于是就认为“瓠”分成了“葫芦”。然后，就判断，这种词的产生，是在先秦时代，那会儿少。到唐以后，宋元时代，多了起来，广为流行了。因为文献里是先有“瓠”，后来才有了“葫芦”，所以就认为语言里也是先有“瓠”，而后有“葫芦”。从文献里观察来的这个现象，导致了“单音缓读成分音词”的结论。
要是换个角度考虑呢？
首先，没有人听到过先秦人怎么念那个“瓠”。我们根据现在的语言经验，一字对一音的汉语，去判断几千年前人的说话，是有些可疑的，不可靠。我们没有依据去排斥先秦时候一字对两音的可能性，甚至一字对多音。
其次，先秦文献里这种两个音的词少，如“不律”那种，宋元时代这种两个音的词多，“成其大势”了，说明的只是先秦时代已开始有口语记录，到宋元时代书面语言不排斥口语了。就是说，先秦时候那种词并不一定是说的少，而是技术条件的限制，记下来的少。按词义记下来，总是一个字。宋元以来，那种词也并不一定是说的多了，而是书写容易了，记下来的多了。按词音记下来，就是两个字了。一方面是口语越来越多地被用于书写，一方面是有些人关注这种情况了，感兴趣了，就记下来了。
刚才说，陕北话里，有个“不浪”。这只是记音，没有字形，说的就是“棒”，棍棒的棒。把这个两个音的词写下来，就是一个汉字“棒”。棒子、棍子、桩子之类，只要别太细长，就都是“不浪”。寻吃要饭的荷的栒子棍棍，不叫“不浪”，太细长了，只能叫棍棍。
陕北的“不浪”在生活中用途很广，可以说这说那。所说的体积，相对而言，也可大可小，用语气去区别。觉得小的，语气轻：手指头不浪。大些的，语气强一些：一队打架的北京学生，一人垴（扌）个价不浪，怕人咧！这是说棍棒。还有，说雷锋是叫个不浪给压死的。这是说电线杆子。要是觉得特大了，或比较起来觉得可真大啊，语气就重了：日哎——这后生，生这么个不浪！
大家都知道“拨浪鼓”，现在解释，是说它发出“拨浪拨浪”的声音，所以叫“拨浪鼓”。《现代汉语词典》里写的是“拨浪鼓”，提手旁，也写三点水旁，“波浪鼓”。我觉得那解释是错的。我觉得，其实是因为那鼓下面插着一根“不浪”，一根“棒”，所以叫“不浪鼓”。如果按单音节念，它就应该叫“棒鼓”。这种鼓产生年代也久远了，而且据说满世界都是。元代时候把它写作“不郎鼓”、“不琅鼓”，也是记音，没有固定的字。关汉卿这么写，再的人那么写。元·关汉卿杂剧《四春园》三：“自家是个货郎儿，来到这街市上，我摇动不郎鼓儿，看有甚么人来。”元·无名氏杂剧《渔樵记》三：“这里是刘二公家门首，摇动这不琅鼓儿。”
早期，棒也写成个“棓”，《说文解字》就是，解释是“木杖”。《说文》：“棓，棁（zhuō）也。”“棁，木杖也。”段玉裁注：“棓，棒，正俗字。”咱们现在写的“棒”，是个俗字。西汉《淮南子·诠言》：“王子庆忌死于剑，羿死于桃棓，子路菹于卫，苏秦死于口。”许慎注：“棓，大杖也，以桃木为之，以击杀羿，由是以来鬼畏桃也。”他解释“羿死于桃棓”说，棓是大棒子，用桃木做的，拿它打死羿——就是射太阳的那个后羿，从那以后，鬼就都怕桃木棒了，怕桃木“不浪”了。这是说鬼怕桃木的原因。后来还有了桃花女的传说，说桃花女本命就是桃树，元代出现了有关桃花女的戏曲。
现在咱们安镇的时候，窑窗拱顶上挂一套辟邪东西，瓦片、弓箭、针什么的，其中就得有这个桃木“不浪”。就是因为这，鬼不敢来。桃木“不浪”上再画上符，写上咒，觉得效果会更好。其实那就是打死后羿的那根“桃棓”。它后面的瓦片上还写“三千诸佛安宅内，八百神将压祸殃”，混合宗教力量，大家就认为这窑洞这院子万无一失了。
为什么要把“棒”，说成“不浪”？我在寻找陕北方言词汇的历史源流时，对此百思不得其解。现在的解释说“不浪”是把“棒”放慢了读，中间嵌入个“L”声母，“不”的后面就说出了“浪”。根据这种推论，说这是汉语“分音词”。可是，把一个音往慢了说，嵌入个“L”声母分成两个音说，那该可麻烦了嘛！不好好说“王克明”，非给说成“屋郎柯乐迷玲”？这十分可疑。
有一天，我偶尔看到一个介绍，说蒙古人有个打猎的工具，一根棒子，头儿有点弯，叫“不鲁”，翻译就叫它“布鲁棒”。“布鲁”在蒙古语中是个名词，器物的名称。专家介绍说，最初，“布鲁”说的就是棍棒，是棍棒就叫“布鲁”，后来发展成现在这东西。我想，这棍棒的读音怎么这么熟悉？哦，棒子，这不就是“不浪”吗？一下子，我有了好奇心。
于是，可以观察到，在跟我们相邻的蒙语里，同样是棒子、桩子、棍子这类东西，五六个词儿，读音都有“不浪”这倾向。下面表格里，有蒙语词汇的国际音标，它们来自内蒙古大学蒙古语文研究所的《蒙汉词典》，个别声调符号没显示。旁边附上译音汉字。蒙语我解不下，只是好奇，当年是陈子明先生委托北京语言大学谢小庆教授，请他们原来插队的内蒙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国境线边儿上，懂汉语汉字的蒙族人帮忙翻译，给写下汉字的。
这些蒙语的棒子、棍子、杖、桩子之类，汉字译音是巴利亚、不鲁亥、不拉、百勒、不拉伯勒。它们的发音，都跟陕北的“不浪”有相当的一致性，有比较规则的语音对应，没有大的变异，音、义都相通，说的都是“棒”，具有非常明显的相似性。（表二）
表二
当然，不是所有地方的蒙语用词都一样，《中国青年报》李大同先生早年插队的草原，就直接用“拴”的动词“呜音”叫马桩子，而不说“布拉”了。
那么，为什么会有一群蒙语词接近“不浪”？蒙语是阿尔泰语系的，像土耳其语、满语什么的都是，而汉语是汉藏语系的，跟藏语同源。汉语吃钢咬铁、钢巴挣硬，蒙语叽里咕噜、剔里突噜，还有颤音什么的，两种语言差得很远，怎么会有如此相似的词汇？这太神了。这个神秘现象就这样在我的书桌上出现了。
语言的相似性，分共同起源的相似性，和相互借用的相似性。那么蒙、汉语言中的这个“不浪”，是哪种相似性？是借用的，还是共同起源的？
在陕北方言里，“不浪”完全占有着“棒”的位置，除了“不浪”，没有别的词可以取代这个形态的称谓。首先没有单音的“棒”，然后“棍棍”所指不大大，“蔪蔪”是细高粱杆，“把子”是专用名词，锄把、镢头把子什么的。“不浪”对应的汉字只能是“棒”。所以，在陕北，“不浪”一词的使用，即有广泛性，可以用于很多东西；也有日常性，成满年说着用着；还有无可替代的单一性，没有同义词。这应该能说明，“不浪”不是从蒙语借用的词汇，而是自己起源的汉语方言词汇，是陕北方言里一个年深日久的底层词汇。
不光是现在的陕北方言乃至晋语方言说“不浪”，古代就说着，而且南方早就有了。南宋人洪迈《容斋三笔·切脚语》里有：“旁为步廊。”这个“旁”那时候念“棒”。旁，上古音[buaŋ]，中古音[bɑng]。洪迈是江西人，一生在江西、浙江、福建做官，只是出差搞外交到过一次北方的金国，没呆多久就回去了。他那时候书里记的，是南方人说的“不浪”。那时候，还没到元代，蒙语还远在北方大漠呢，南方就有“不浪”了。
而蒙语里的“不浪”，以其成群的形态来观察，都是棍棒木桩之类，一定也是他们蒙人游牧文化中，甚至比游牧还早期的文化类型中，生活里的必须词汇，是经历了千千万万个获取食物蛋白质的春夏秋冬，共同走到今天的。它们也是底层词汇，也可以排除是从汉语借词的可能性。
所以，“不浪”是陕北方言里一个年深日久的底层词汇，也是蒙语里一群年深日久的底层词汇。
我想，“不浪”这种东西，不就是树上一撅就一根嘛。人类最早的工具或武器，可能就是一根“不浪”，比石器要早。所以，这东西，大概人类从非洲起身时候就有叫法儿了，走了几万年以后，慢慢在汉语里成了“不浪”，又成了“棒”。陕北汉语方言里留住的是“不浪”。同时，那个过程里，在蒙语里形成了“不浪”群。
陕北的史前城市神木石峁，还有我看新闻说，刚发现的寨峁梁、府谷寨山，距现在都4000多年了。延安大学考古系的老师说，陕北还有一些这样的史前古城呢。那些城里住的是哪里人，说的是什么话，现在还解不下。按中国古书说，一些古代北方民族跟中原部落同祖，那他们的语言本来就应该跟中原的一样，是同源的，就可能万变不离“不浪”。按现在的研究，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是阿尔泰语系的人，如果是他们住在石峁，那他们的话里面，“不浪”就可能更多了。石峁的居民不论是哪里的，他们的日常生活都离不开“不浪”，他们都可能在说着早期的“不浪”。这所有的“不浪”，会不会都有相关呢？
是不是可以认为，“不浪”是东亚语言的一个底层词汇，至少是汉语方言和阿尔泰语言共同的底层词汇，从很早很早的时候，石峁时代以前，新石器时代以前，千万年来，稳定地使用到了今天。不像“把子”——镢头把子，是农业文明后才产生的词汇；“电线杆子”这种大“不浪”的词，是工业文明后才产生的词汇；而手机信号发射塔，说那高高的“不浪”的词儿，是信息文明后才产生的词汇。所以，蒙、汉都有的“不浪”，应该不是互相借用的相似性，而是共同起源的相似性。它们来自同一个远古的词汇。
二、原始的语音成分：不是“分音词”，而是“原音词”
音义互通，又不互为借词，就应该考虑同源的可能性。那么，如果是共同起源的，陕北的“不浪”就不能说是“分音词”了，我认为应该说是“原音词”了，是具有原始语音成分的汉语方言词汇。
听语言学家介绍，六七千年前，东亚大陆有三种语言，南边儿的叫南亚-南岛语，西边儿是藏缅语，北边儿是阿尔泰语，东边儿就是大海了。南边儿上来的人到了东边儿，然后南蛮、西戎、北狄、东夷就聚齐了。
根据分子生物学家制定的《亚洲现代人类迁徙地图》，原始阿尔泰人也是走咱们从非洲走来的路线，到了中国北方的，成了说阿尔泰语的人。一万多年前，这一批说话叽里咕噜的人，从新疆北部阿尔泰山脉出走，西迁的北迁的东迁的，在亚洲北部到东欧广大地区形成了阿尔泰语系。东迁的阿尔泰人到达了蒙古草原和黑龙江流域一带。他们在7000年前打制出好多细小锋利的石器，创造了东亚北方的细石器文化。本来黄土高原也是他们的地盘，被后来的汉藏羌人给赶跑了，往北去了，形成了中国古代北方民族。
把他们从这儿赶走的，是另一拨非洲来的人。这拨人从东南亚往北，从青藏高原东边儿往上，到了中国西部这边儿，成了汉藏羌的祖先。然后又分出一拨往东，成为了原始汉人。到了大概西套那边儿，有了农业，然后人口就开始大量繁衍，然后就有一拨人到了余家沟。
另外还有一拨非洲来的，从南方顺着海边往北走，大概是经过现在的南海，那时候还是陆地。他们的语言分化成了南亚-南岛语系。有一天，西来的藏缅语，南下的阿尔泰语，北上的南岛语，几种多音节的语言，在中原相遇。语言学家李葆嘉先生的文章说，从5000年前到2000年前，在那3000年的时间里，混合出了原始的华夏汉语。那时候的汉语，应该不可避免地带有多音节特征。
美国学者朱学渊先生认为，陕西的秦始皇说的不是汉语。他认为他们是阿尔泰语系的通古斯女真人，说的话属于蒙语。他的研究方法与众不同，但支持了汉语和阿尔泰语系语言具有同源性的认识。早期带有阿尔泰特征的汉语，比较叽里咕噜的那些汉语，曾经又是有复辅音特征的汉语，后来逐渐走向了单音节语言。当然，严格说，那时候那些语言还不能叫“汉语”。
这样，汉语方言双音节形态的“不浪”，就应该是“棒”的原始形态，接近“棒”的远古声音。单音节“棒”，是后来才形成的。但一些地方说汉语的人，一直就说着“不浪”，没有合成“棒”。虽然会有口型舌位等等变化，但稳定地保留着原始语音的成分。所以，我认为是先有“不浪”后来才合成了“棒”，而不是先有“棒”而后分成了“不浪”。这种语言现象不是单音词分音而成，而是原始多音节语言的遗产。因此，我把这种词叫做“原音词”。
我从小说的普通话或北京话里，有个“扒拉”，成天说着：把这儿扒拉一下儿。北京都这么说。《现代汉语词典》里也有。到了陕北后，发现陕北话里的一个“不（bǔ）拉”，意思跟普通话的“扒拉”一样，天每儿说着：把这搭儿不拉给下。这是个陕北话里继承的古人口语，宋代已开始写出来，《五灯会元》里就有了。宋·普济《五灯会元》卷十八《灵隐道枢禅师》：“仙人张果老，骑驴穿市过。但闻蹄拨剌，谁知是纸做？”元《农桑辑要》二《苎麻》：“于畦内用极细梢杖三四根，拨剌令平可。”元·无名氏杂剧《刘弘嫁婢》：“姑夫，我在家里，那一般儿不做？掏火棒儿短，强似手不剌。”宋元时期这个词写成“拨剌”或“不剌。为什么没有固定的字呢？因为它是一个原音词。
还跟蒙语比较，它“涂抹、涂掉、消除”的意思，译音是“布拉赫”，跟陕北的“不拉”音通义同，具有很明显的相似性。跟普通话的“扒拉”也是同样的相似。“不拉“和“扒拉”，如果写固定的字，只能打破一字对一音的习惯，改为一字对两音，写为“扒”，念成“不拉”就是了。“不拉“和“扒拉”是“扒”的原音词。（表三）
表三
在陕北方言的基本词汇中，原音词现象不是个例。比如陕北说：“我走北京也，把二溜扒拦上，一起去来。”这个“扒拦”，也是有音无字，其实它是“伴”，陪伴的伴，就是说二溜伴上一起去。而在蒙语中，作伴者、陪伴者，译音是“巴拉”，这和陕北的“扒拦”，应该是同源的。就像“不浪”是“棒”的原音词、“不拉”是“扒”的原音词一样，“扒拦”是“伴”的原音词。
“扑拢”也是这样，它是“蓬”或“朋”的原音词。蒙语译音“布勒”。宋·洪迈《容斋三笔·切脚语》：“以蓬为勃笼。”宋《广韵》：“五贝曰朋。”这是说一扑拢贝。一群鸟飞起来，陕北会说飞起一扑拢鸟。汉时《说文》提到“朋”是群鸟状：“凤飞，群鸟从以万数，故以为朋党字。”说一扑拢鸟跟着个凤凰飞。
陕北说“这娃娃可愊（biē）咧”，是说过于老实内向。这个“愊”已经不是原音词了。它的原音词什么样儿呢？蒙语“迟钝的、低能的”意思，译音是“必勒”，它和这个“愊”，是一个意思，音也一样，只是还没形成单音。我们从这个“必勒”，可以推出“愊”的原音形态。（表四）
表四
还有，陕北说狭窄的地形，是说“喝浪”。那喝浪可迮了。可以用它说街道胡同，也可以用它说峡谷山沟。这喝浪两边都是高石畔。而蒙语译音，峡谷是“浩拉”，跟陕北的“喝浪”同音同义，应该同源。这个词在汉语的单音节变化中，逐渐浓缩成了巷道的“巷（h&ng）”。“喝浪”是“巷”的原音词。
更有意思的是，在满语中，峡谷说“霍洛”，也是这个音，口型收一些，也是同源相似。
陕北还说“圪腊”，是裂开的口子。裂开的中间叫“当圪腊”。这个意思的蒙语词译音“昂格拉”、“昂格里亥”，跟陕北的“圪腊”完全相关。陕北这个词也说“喝腊”，声母有“g
h”变化，它对应的汉字应该是“罅（xi&-h&）”。蒙汉语言中都有声母的“g-
h”变化，比如核桃，陕北说“圪桃”，甚至广州方言、琼州方言中，这类变化也能略见一二。
陕北有个同音的“圪拉（l&）”，拐沟圪拉。是相对于川面而言，有歧视山沟里偏僻贫穷的意思，“那把女子问在个瞎圪拉了，那么背”。而蒙语中“偏僻的”意思，译音是“阿格拉”。（表五）
表五
“圐圙”、“胡阑”是著名的陕北话，说圆圈形状的事物。早在宋代就有记载，洪迈《容斋三笔·切脚语》：“圈为屈挛。”之后，元《蒙古秘史》卷二90节“古里延”旁译“圈子”，卷三120节“古列延”旁译“圈子”，都翻译是“圈”。我在朱学渊先生《中国北方诸族的源流》书里看到，16世纪波斯人拉施特主编的《史集》中说：“所谓古列延(kuriyan)是圈子的意思。当某部落驻在某地时，就围成了一个圈子，部落首领处于像中心点那样的圈子中央，这就叫做古列延。在现代，他们（蒙古人）也按这种形式布阵，使敌人和异己无法冲进来。”《蒙古秘史》卷五151节“古列延”旁译“营”，说的就是这种围起来一致对外的圆圈形战阵。所以，“古列延”就是圐圙，现在翻译叫“库伦”。
“圐圙”在元代也曾写做汉字“怯列”，蒙语意思是停放马匹的地方。《元典章》卷四九《刑部·诸盗·强窃盗·旧贼再犯出军》：“怯列里故意一遍偷马的交出军，在先曾做贼，又经第二遍怯列里偷马呵，敲者，商量来，么道，奏呵，那般者，圣旨了也，钦此。”这乱七八糟的汉语里，“怯列”就是马圈的“圈”，和现在陕北话说的“羊圈圐圙”一个意思。
元曲里还有“曲连”。睢景臣著名的《高祖还乡》有“一面旗红曲连打着个毕月鸟。”曲连也是怯列、圐圙、圈，现在蒙语说的“库列”。据语言学家介绍，明清以前汉语没有j、q、x声母，q声母差不多是k。所以宋代的“屈挛”，元代的“怯列”、“曲连”，读音差不多都是“圐圙”。“圐圙”即是汉语，也是蒙语，蒙汉同源。
直到《五方元音》那么一本字典的时候，满清在北京建立政权那会儿，坚和根还是同一个声母，牵和堪还是同一个声母，轩和欢还是同一个声母。那《五方元音》的作者叫樊腾凤，明末一秀才，河北邢台人，1644年满清入关时，他40多岁，坚决反抗侵略，联合附近村子几个人，拥戴旁边村儿里一个明朝进士的弟弟赵二疯子当皇上，他自己当军师。可还没起兵，事情泄露了，那明朝进士就把那皇上——他自己的弟弟，给绑到县衙门杀了。一块儿起事的，或者逃跑了，或者被杀了，樊腾凤就藏到了一个地窖里。他在那地窖里一藏三年，居然静下心来写出了《五方元音》这本书。这本书告诉我们，j、q、x，出现得很晚，他那会儿河北还没有呢。
所以说，“圐圙”是“圈”的原音词。陕北的原音词，除“唧溜、角娄”等个别的，变成j、q、x声母的不多。
蒙语牲口圈、栅栏、囚笼的译音是“浩劳列”。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里有“拘士系俗兮，攌（huǎn）如囚拘”，是说拘泥于世俗就像把自己关在木栅栏囚笼里。这个攌，是木栅，一圈木栅就是牲口圈，就是囚笼。显然，这个“攌”，便是《高祖还乡》里“一面旗白胡阑套住个迎霜兔”的“胡阑”，也就是“浩劳列”。从古至今，从蒙到汉，它们是同一个词。同样，这个词，满语也接近，去掉后缀，“霍里”实际也是胡阑的音。所以，“胡阑”也即“浩劳”，是环、攌的原音词。口语中始终保留着单字词的双音节读音，就是保留着原始音的成分。（表六）
表六
陕北话有个“圪崂”，北京话有个“旮旯”。一种说法认为“旮旯”是从“角落”一词分化而成的。但实际上，类似“旮旯”的这种语音，只是继承着原始语言对“角”这个意思的声音表述。这个语音在历史过程中，产生了方言差异，出现了原音的变化，但他们始终是同一个词。当“角”这个字被创造出来时，它大概还不是单音节词，还没有“j”声母，而是以“g”音为首的双音节甚至多音节词，它的读音近似“圪崂”。
随着书写的通俗化，这个双音节词以两个字的方式被记录下来。可能是唐代孔颖达最早把口语中的“圪崂”写做了“角落”。他注疏《礼记》里一个“四角”说：“角落相望，故云四角。”后来不同的地方写了不同的字，读音其实都差不多。宋元时候，识字的人们，把它写作几个不同的“圪崂”：肐落、阁落、圪落。南宋·无名氏戏文《张协状元》十二：“老汉虽然是个村肐落里人，稍通些个人事。”宋·洪迈《容斋三笔·切脚语》：“角为圪落。”元·关汉卿杂剧《玉镜台》四：“你在黑阁落里欺你男儿。”元·王实甫杂剧《西厢记》二·四：“黑阁落甜话儿将人和，请将来着人不快活。”“黑阁落”这个词，我插队时候常听到，男人们爱传说哪个婆姨肯在黑阁落里卖。宋元以后，随着音变，又出现了“旮旯”的写法儿。陕北话呢，大家根据语音，写的是“圪崂”。这个“圪崂”，
还有“旮旯”，其实完全都可以写成“角落”两个字，音义都一样。还有宋元那些写法儿，它们全都跟“角落”是同一个词，它们共同成为“角”的原音形态的词。
疑似蒙汉同源的词，还可以看到不少，例如：种公牛，陕北叫“朴（牛+菐）牛”，蒙语译音“勃哈”。陕北话把“勃哈”这个词用作了定语，就成了“朴（牛+菐）牛”。解大手，大便，陕北说“把”、“把屎”。这方面，蒙语里又有一个词汇群，粪便译音“巴斯”，大便、解大手是“巴赫”，把把之类脏东西是“巴巴”。现在普通话里也管粪便叫“把把”。这个词的汉字书写，最早见于元杂剧《岳飞精忠》：“得了胜的着他帅府里就挂元帅印，输了的都罚去史家胡同吃把把。”这都不像是借词，而像是蒙汉同源的词。（表七）
表七
语言学界已有汉语和阿尔泰语同源的研究，说他们在更早的远古时期分化而成。从它们来源的某种一致性、有一批对应词等等，认为它们有发生学上的关系，可以用来探究语言在这里发生发展的逻辑。不过，我觉得还可以在汉阿同源的思考上，把视野再全景化一些。
比如，陕北管小牛叫“牛不劳”。这个词很奇怪，我们插队时常议论。先是觉得“小”就是“不老”嘛，牛不老就是牛小。可是，为什么没有羊不老、驴不老、鸡不老、狗不老？偏偏就一个牛不老？问村里人，干嘛要叫“牛不劳”？老乡说，谁解下来来，世古就这么叫。到现在，还是这问题：干嘛要叫“牛不劳”？这是哪儿的话？
我说，这是原始话。
在蒙语中，说出生几个月间的小牛，译音“宝劳多拉”，两岁的牛叫“别劳”。元《蒙古秘史》卷三116节“不剌兀”旁译“二岁牛”。它们跟陕北“牛不劳”的“不劳”，是同一个词。当然有的地方蒙语不这么叫，李大同先生插队草原叫牛犊为“头个了”。牛与人类生活非常密切，新石器时候就开始驯化饲养，对小牛的称呼，应该属于语言中的底层词汇。陕北口语里没有“牛不劳”的同义词，所以“牛不劳”应该是陕北汉语方言的一个底层词汇。
牛的最初驯化是在中亚，后来扩展到东方西方，欧亚都有。它们的扩展时间和方向，与阿尔泰人向东西方的扩散相关。那么这个词会是起源于阿尔泰语言吗？汉语里没有“不劳”的对应词汇，陕北会是早期从阿尔泰的蒙语借来的吗？似乎只能这样理解了。
所谓把视野再全景化一些，是说可以在更广阔的领域来观察。比如，四川甘孜的藏语巴塘话里，“牛犊”这个词，说“鼻酪”。非常明显，这也是“不劳”，牛不劳。当看到藏语里这个词时，我忽然感到了一种放飞般自由探寻的可能。（表八）
表八
南方的藏语里居然也有这同一个词，启发我们猜想，“牛不劳”，会不会是经历了阿尔泰语和汉藏语的交汇年代，经历了汉语的发生年代，从那时走到了今天？会不会是因为汉藏语和阿尔泰语有相似的原始类型，才会保留下相似的“牛不劳”？即便没有对应汉字，我们也未必能否定“牛不劳”的汉语身份，未必能否定它作为汉语词汇，与相邻语言的同源性质。或许，汉语、藏语、阿尔泰语言里早期都有的“不劳”，在汉语自己的演进过程中，独自丢失了。但在陕北话里留了下来。
这样的话，陕北保留的，是一个多么珍贵的汉语词汇！还有这样的词吗？和“牛不劳”这个词一起走过千年万年历史的，还有多少原音词呢？这真是一个令人神往的问题。
三、相邻的语言影响：借去的“扁食”和借来的“杀割”
几千年来，陕北是阿尔泰语和汉藏语交织的地带，居民换了一拨又一拨，一些古代民族或主动或被动地改换了他们的语言。任何改换的结果，都会在新使用的语言中留有他们母语的烙印。同时，外来的新事物进入本民族稳定的语言时，也会带来新事物原有的称谓或说法儿。这也是汉语和阿尔泰语系的一些词汇能具有相似性的一个历史原因。就是说，同源之外，还有借词。
石峁之后，秦始皇之后，匈奴和汉朝说着不同语言，在这一代发生冲突。赫连勃勃的城市被北魏破了以后，城里人都被俘虏，故城仍在，他们的语言也并没远走，但是湮灭了。北魏拓跋鲜卑统治这边儿时，孝文帝鼓励跟汉人联姻，还“断诸北语”，让三十岁以下的官员，都改说汉语。在古代那些大规模的冲突、融合、迁徙、杀戮之中，一种又一种的阿尔泰语言离去或消失了。现在陕北的古代北方民族后裔，都不会说祖先的语言了。
一些非底层的词汇，常有借用。比如圪饦这种食品，蒙语也叫“格托”。饸饹，他们也叫“饸饹”，或叫“克勒”。灶火，他们叫“珠赫”。壁虱，就是臭虫，他们叫“必斯”。这些词，或许不是蒙古民族生活里的基本词汇，而是从汉语借用的。（表九）
表九
还有扁食，他们叫“别希”，阿尔泰语系好几种语言都这么叫，蒙语，维吾尔语，还有属于突厥语族的图佤语、撒拉语。有人觉得“扁食”可能出自元代的蒙古语或回回语。但奇怪的是，福建也有这么叫的，管馄饨叫扁食，那儿的语言是元代以前从北方下去的。管馄饨叫扁食的地方好像不少，反正都是皮包馅儿的。它们更应该是起源于汉族农耕地区的食品。（表十）
表十
有一类陕北话里的原音词汇，主要特征是没有观察到对应汉字。没有对应汉字这一点，反映出他们是借词的可能性。比如陕北说的“巴利儿”，有“直接”、“干净利索地”的意思，也有“立即”的意思。“哎——这号烂家什，巴利儿不要了！”就是你赶紧搲定了吧，扔了吧。这和蒙语说立即这个意思的“巴林”，很有相似性。陕北话里有个“出搪”，将就凑合的意思。那两个就出搪着吃咧。蒙语里这个词说“珠杜”，很接近。陕北话的“圪悚”是这样一拱一拱地、一圪悚一圪悚往前爬，他们说一颠一颠、一拱一拱地，是“兀格送”，这一定是同一个词。这些词可能是借用，但也可能是同源，是分化后的汉语在演变过程中的方言沉淀。
陕北有个“圪突”，是突起的疮。脑上、脖子上肯生圪秃。蒙语里，后脑勺骨头鼓起来的，脑后有反骨那种，它叫“格图”。音义也是通的。不知道该写成个什么汉字，它就一定是借用的吗？我觉得也不一定。因为两千多年前，汉语里就有这个词儿了。汉《淮南子·齐俗训》：“亲母为其子治扢突，而血流至耳，见者以为其爱之至也；使在于继母，则过者以为嫉也。”这里分析亲妈、后妈给儿子治圪突弄出血的后果，写提手旁的“扢突”。
陕北话说很快、马上、来得及，有个“办”，“这事得办不得办？”“得办了！”在元曲里这个词就写做“办”。元·马致远杂剧《青衫泪》四：“无礼法，妇人家，山呼委实不会他。只办得紧低头，忙跪下。”元·王和卿散曲《蓦山溪·闺情》：“问着时节只办的摆手，骂着时节永不开口。”元·刘庭信散曲《寨儿令·戒嫖荡》：“不似你娘风火性不曾绝，一觅的乱棒胡茄，只办的架隔拦截。”元曲里写的“办”，也只是记音。它的来源应该是蒙语的“阿班”。元代的文字说明，那时候北京那边儿都说这个“办”——马致远就是在北京写的戏。从什么时候开始说的，不知道。而现在，普通话里没有它的蛛丝马迹了，好像只留在陕北了。（表十一）
&表十一
陕北话里有个“萨嘎”，意思是一点不剩，一点不留。山西和云贵川一些地方的人群也说这个词，意思接近。我把所有的元散曲、元戏曲看完，在元代文字里找到这个词，写在《听见古代》里了。元代人写的是“杀割”这两个字。《雍熙乐府》卷六《粉蝶儿·悭吝》：“从今后休来害我，似这般一时间受用，到勾（够）俺十日消磨。今番痛犹闲可，庆官酒怎的杀割？”他这段散曲说，够吃十天的东西，没法儿杀割。
这“杀割”是个汉语词汇吗？看这个表格，蒙语里，动物吃剩的叫“桑”，什么都没有叫“兀归”，一点不留一点不剩叫“桑归”。这就是“萨嘎”——“杀割”的来历。这样看，它是一个蒙语词汇。这样的词，有蒙汉同源的可能，也有元代开始借用的可能。云贵川的“杀割”，或许是元代以后的移民带去的。但是，即使是借用，从元代借用至今，已八百年历程，甚至出现了逆序使用的现象——“嘎萨”，成为一个同素逆序词。在这个意义上，“杀割”已经沉淀成为汉语方言词汇了。（表十二）
表十二
蒙语darasu、darasun，是说中国黄酒、酒。在元代前后，这个词用汉字写的是“打辣酥”、“打剌苏”、“答剌孙”等。戏文《岳飞破虏东窗记》八：“打辣酥满斟来一醉酣。”早期的中国酒，都是米酒，即黄酒一类。蒙语这个说中国黄酒的名词，显然是源自汉语，是早期从汉语借用去的。那么汉语里还留有这个早期的词吗？有。对照“打剌苏”看，这个词是“屠苏”。“打剌苏”应该是双音词“屠苏”的早期多音形态。“屠苏”在汉语中让位于“酒”一词后，逐渐演变成了一个酒名。南北朝《荆楚岁时记》始有记载，说正月初一先幼后长喝屠苏酒。唐代开始出现传说，韩鄂《岁华纪丽》说屠苏酒是以前一个住在叫“屠苏”的草庵里的人，发明的一种过年喝的药酒。这样的故事性传说，使“屠苏”一词彻底丢失了本义。但在北方民族语言中，保留了这个词的原始词义，包括土族、东乡族，也都用这个词说中国黄酒。陕北虽然没继承这个词，但是继承了风俗，到我们插队时，窑洞人家正月初一喝米酒，还是先幼后长，叫做“平时敬老，年节敬小”。
蒙语的“言语、讲说”，是kelen，元明时候写“客连”、“客勒”。明·朱有燉《桃源景》剧：“他道是卯兀客勒莎可只。”汉语的“侃”或许是借用于这个“客连”。还有，“褡裢”可能是“担”的原音词，“靰鞡”可能是“袜”的原音词。这个“靰鞡”和“袜”，不一定是借用关系，有同源可能。
四、来源的不同认识：“切脚语”和“二合之音”
现代，一批原音词牢固地占据着汉语单音词的位置，跟这些词对应的汉语单音词，在陕北这一方土地的汉语中，没有位置了。如果这些原音词是后来进入汉语的，那么进入方式的最大可能，应该是在一段时间里，成批地取代汉语单音词汇，把单音词排挤出这一方土地。这样的话，需要强大的政治力量，像孝文帝那样。从陕北的原音词与蒙语的对应关系看，最具有这种取代可能的，应该是蒙语。但是，在元代蒙语居统治地位之前，原音词早已经存在于汉语了，包括“不浪”、“圐圙”之类。所以，应该没有发生过那样的取代过程。
那它们是哪儿来的？
“原音词”现象古来已经有人注意，宋代、明代多有记述。比较著名的是南宋洪迈《容斋三笔》里记的那些“切脚语”：“世人语音有以切脚而称者，亦间见之于书史中。如以蓬为勃笼，盘为勃阑，铎为突落，叵为不可，团为突栾，钲为丁宁，顶为滴宁，角为圪落，薄为勃卢，精为即零，螳为突郎，诸为之乎，旁为步廊，茨为蒺藜，圈为屈挛，锢为骨露，窼为窟驼是也。”那时人们考虑，这种词是在用反切念那些字音。反切就是用头一个字的声母和后一个字的韵母、声调，给一个字注音。如“团”用“突栾”反切，“突”的声母“t”和“栾”的韵母加声调“&n”，合起来就是“团”了，它的词义也是“团”。不说“团”，非说“突栾”，人们认为就是“切脚语”。
还有好多洪迈没记的，如“勾阑”，诗词里常有，早期词义是栏杆，后来多了戏院、妓院的词义。这词其实就是勾声母阑韵母，栏杆的“杆”。现在陕北还有这个词，“圪栏”，即古时候早期的“勾阑”。“勾阑”的逆序词就是“栏杆”。北魏《水经注》卷二：“吐谷浑于河上作桥，谓之河厉……施钩栏甚严饰。”说他们在桥上修栏杆。同期南朝的沈约《齐禅林寺尼净秀行状》写：“上惔然自若，徐起下床，归房执烛，检声所在，旋至构阑。”说他走到栏杆那儿了。
若按洪迈的理解，则“勾阑”是“杆”的切脚语，那时候觉得这是用反切的方法念单音字，和现在说的单音缓读差不多。但实际上，“勾阑”应该是“杆”的原音词。所谓切脚语现象，其实是原音词现象，是与阿尔泰语系有相关性的现象。同时，前面我们提到过，原音词现象或许也与藏语羌语有相关性。
宋代及其以前记载的这么多原音词，告诉我们的重要信息是，“不浪”“勾阑”之类词汇，不是元代蒙语带来的。
还有下面这几位记的。南宋·俞文豹《吹剑录全编·唾玉集》：“俗语切脚字：勃龙，蓬字；勃兰，盘字；哭落，铎字；窟陀，窼字；䵳赖，坏字；骨露，锢字；屈挛，圈字；鹘卢，浦字；哭郎，堂字；突挛，团字；吃落，角字；只零，清字；不可，叵字。即释典所谓‘二合字’。”南宋·王观国《学林》：“突鸾为团，屈陆为曲，鹘仑为浑，鹘卢为壶，咳洛为壳……”南宋·朱辅《溪蛮丛笑》：“不阑者，斑也，盖反切语。但俗谓团为突鸾，孔为窟笼即此意。”
洪迈是江西鄱阳人。这几位记了原音词的南宋人，也都是南方人。俞文豹是浙江丽水人，朱辅是浙江绍兴人，王观国是湖南长沙人。南方的原音词是从哪儿来的呢？是从北方下去的，长城以北古代北方民族的南下，导致了北方原住民的大批南迁。南方曾经是南岛语的天下。但南岛语早已撤离中国大陆，撤退到了南太平洋海岛上，中国只剩台湾山区还有了。或许是内地一次一次的古代长征，把带有北方原始语音成分的汉语带到了南方。长征是人类文明的一个特征，一个常态，历史上一直在发生，人类文明就是在长征的过程中发展的。没有长征，人类只能今天还在非洲采集狩猎。
在这几位南宋人之前，北宋时候，北方的宋祁已经记了点儿原音词，他是湖北安陆人，长江以北到河南那一带的。他的《宋景文笔记》记：“故谓就为唧溜，凡人不慧者即曰不唧溜。谓团曰突栾，谓精曰鲫令，谓孔曰窟笼，不可胜举。”
那时候陕北什么情况？唐末黄巢之乱时，别的地方的人忙着南渡。而陕北的党项人，忙着帮朝廷平乱，没离开陕北，宋代时候就一直忙着发展壮大。他们的语言被认为接近羌语，属汉藏语系的。所以那几百年间，陕北是汉语和西夏语的地方。党项被阿尔泰语言的蒙古人灭了后，他们的西夏语也在这里消失了。那么，在元代蒙古人占领陕北的时代，陕北的汉语去哪儿了？
2014年春天我跟摄影家惠怀杰先生走晋陕峡谷，进了清涧县的大山深处。那些山里本来只有小路，千百年来与山外的世界比较隔绝，而那时正好修路，刚刚推平黄土路基。我们顺着刚推平的土路，开车冒走。如果没有修路，汽车还开不到那深山里。走着走着，忽然看见一道色泽黢黑、棱角风化、年深日久的石头帮畔，我们就停了下来。一打问，人家村里有记载，是一家姓辛的人家，在元代战乱时期，躲到了那个瞎圪拉里，再没离开，一代一代往下胤，800年胤成了一个大村子。这个村子的历史告诉我们，蒙古人统治这里的时候，陕北的汉语没有断掉。
原音词现象不局限于陕北话，晋语方言都有。其他方言也有。比如说“我”，最早我在延大讲到过，ŋa、ŋai、ŋan、ŋo、ŋe都有，各地方不一样，山东是著名的“俺”，咱们绥德是“ŋǎ”，都是单音节了，但是上海话的“我”，说的却是原音形态“阿拉”。上海话还说“伊拉”，意思是“他们”，是北京话“丫”的原音形态。“你丫”等同于陕北话的“你他你”。“丫”的本义就是“他”，现在却衍生附会出了很多解释。还有上海说的“智鲁”是“猪猡”，应该是“猪”的原音形态。
现在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山东、安徽、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等地也有一定数量的原音词。不仅北方方言有，南方方言也可以见到。这个表格里举了几个例子，一看便知，跟陕北的词汇，都一球个般般的。这些原音词，都是他们的祖先在南渡之前就说的话，到今天给我们留下了传承的信息。（表十三）
表十三
普通话里也保留着原音词，比如孔洞的“孔”，都说“窟窿”，轮毂的“毂”，都说“轱辘”，还有辘轳、笸箩什么的。口语里常说的一些，像扒拉、疤拉、半拉、拨拉、出溜、欻拉、耷拉、叨唠、嘟噜、胡噜、糊弄、滑溜、和弄、坷垃、扑棱、瘦溜、刷拉、趿拉、秃噜等等一些，都是。一些双音节的连绵词，像丑陋、粗鲁、抖搂、逗留、疤瘌、朦胧、迷离、绮丽、商量、脱落、迤逦、栅栏、头颅等等，词义其实都是头一个字的字义，第二个字都没大的用处，可有可无的。这两类词，在《现代汉语词典》2002年本里，能看到约167个。在齐如山的《北京土话》一书里，有86个。徐世荣编的《北京土话词典》里，收入了113个。这些词里没有“夫”、“飞”等打头儿的，就是说没有“f”这种轻唇音的声母。这种音大概隋唐时候才出现，那么，原音形态的词汇都是隋唐以前产生的？把这些细微的词汇放在历史深处的语言背景下考虑，它们的来历很值得探究。
比如那个“头颅”，《战国策》里就有“头颅僵仆，相望於境”了。元明时代文字里，“头”的蒙语teriɡ&n汉译词是忒娄温、铁里温、帖里兀等。《至元译语·身体门》里，头作“忒娄温”。汤显祖《紫钗记》：“风声大，撞的个行家，铁里温都答喇。”这个词与汉语“头颅”本就是同一个词，“头颅”、“忒娄温”，都是“头”的原音词，互相不是借词。陕北话里没有留下个“忒娄”原音词，普通话里却留下了“头颅”原音词。
宋代一些人所说的切脚语，只是对那类词的一个观察角度。那时也有人从另外角度观察，注意到汉语与西域语言的相似性，就是与阿尔泰语词汇的相似性。他们说是先有两个音，后来合成了一个音，管这叫二合之音。前面提到南宋的俞文豹就说这些是“二合字”。北宋时候福建建瓯人黄朝英举例说，“孔”是由“窟窿”合成的。他在《缃素杂记》里说：“古语有二声合为一字者，如：不可为叵，何不为盍，如是为尔，酷宠为孔。从西域二合之音，盖切字之源也。”北宋浙江绍兴人李石也在《续博物志》里讲：“不可为叵，如是为尔，而已为耳，之乎为诸，西域二合之音，切字之原也。”现在看，这种说法是符合原音词认识的。我个人就认为是“不浪”合成了“棒”，“不拉”合成了“扒”，是二合之音而不是现在认为的二分之音。
陕北话“圪溜”是“钩”的原音词。它比那个“圪崂”，早一千多年就被记录在文字中了。汉·扬雄《方言·卷五》：“钩（悬物者），宋楚陈魏之间谓之鹿觡（或呼鹿角），或谓之钩格。”《康熙字典》注“格”字：“《集韵》、《韵会》历各切，音洛。”就是说，杨雄写的“钩格”，念“钩洛”。其实就是“圪溜”。这个词的逆序使用是鹿觡，就是“洛钩”。《方言》记的这个词是说挂东西的钩子。陕北“圪溜”在一个固定词里用于“沟”的音。屁股，陕北说“沟子”，而光屁股，陕北说“红（音）圪溜”。
陕北“圪溜”更常用的词义不是“钩”，而是“弯”。这是陕北话里说“弯曲”的形容词。蒙语里说“弯”的“玛格里”，与“圪溜”是一致的。各种语言都有形容弯曲的词。藏语夏河话和缅语载瓦语言说弯曲的发音，都有“圪溜”倾向，都是“钩”的音。（表十四）
&表十四
藏语、缅语的音，引自江荻先生《汉藏语言演化的历史音变模型》的研究。他说在藏语、羌语、景颇语、缅语、彝语的二十多种方言中，“弯”这个形容词，大约70%的发音都近似“钩”，而不是近似“弯”。这一方面说明，陕北的“圪溜”正是形容弯曲的原音词；另一方面，这样多语言的词汇相似现象，更说明了语言同源的可能性，而不是借用。你想，陕北人管爸叫“大”，英国人不是也管他爸叫“大”吗？dad。
据江荻先生的研究，古代藏语有一种聚合类声母，就是俩声母紧密结合，比如“sr”。好多吐蕃王名字里都有“苏笼”（sroŋ，正直义）这么个词，就是这聚合类声母。那时候他们跟内地中央政权有来往，这边书里就记载他们。记下的汉字，就是汉地的读音。从唐代到明代的六七百年间，汉字史籍的翻译书写，把这个词，慢慢从两个字写成了一个字，从“苏农”、“悉弄”“苏笼”，变成了“宋”、“松”了。翻译里面的“农”、“笼”，相当于双音节词的“L”声母后音节。几百年间，这个词从双音节浓缩成了单音节，它的紧密结合里的第二个声母消失了。藏语的这个词例，反映了从双音节到单音节的历史过程。原音词“苏笼”浓缩成“松”的过程，证明了双音节演化为单音节——“二合之音”的音变真实。（表十五）
表十五（引自江荻著《汉藏语言演化的历史音变模型》）
元明时代的蒙语汉译词“抹邻”、“秣邻”、“牧林”、“抹伦”，都是“马”。元·关汉卿《哭存孝》一：“米罕整斤吞，抹邻不会骑。”《杨六郎调兵破天阵》：“我做番将委实好，不骑抹邻则是跑。”蒙古语、女真语、满语，“马”都是这个morin。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的土族、东乡、东部裕固、保安、达斡尔，和满-通古斯语族的女真、赫哲、鄂温克、鄂伦春、锡伯，各族语言里的“马”，发音都接近蒙语，接近“抹邻”。而汉语的“马”，其实也是“抹邻”，是“抹邻”的二合之音。这是已经公认的双音节演化为单音节的“二合之音”。
还有个满语里的“牛录”，是“大箭”的意思。周策纵先生在给朱学渊《中国北方诸族的源流》一书写的前言里说过：“箭是人类早期最重要的发明之一；对这个字的研究，自然非常重要。它在匈牙利语中是nyil，芬兰语中为nuoli，爱沙尼亚语中为nool，竟都与满语的niru如此相近；而汉语中的相关词汇“弩”、“砮”等，是否与之相关？也很值得深思。”
我觉得，“牛录”这个音，正是“弩”的原音形态，“二合”而后成了“弩”。
五、令人惊讶的相似性：三大原始语言留下的“圪”字头
陕北方言里还有一个很引人注意的现象，就是带“圪”字头儿的词。这个“圪”，陕北人多是说入声[kəʔ]。语言学上管这个“圪”叫“不表义音节”，就是发出个音，没有词义。这样的词，陕北话里有一堆，那些“圪崂”、“圪突”、“圪悚”、“圪溜”，都是。它们都和相邻语言有相似性和同源性。
再举几个例子。那人别扭，老跟别人不一致，陕北说“那人可圪捩（li&）了”。这和蒙人说偏向、偏差的“格勒伯”，有相似性。还有“圪尖、圪桩”，蒙语跟陕北话，或相似，或干脆一球样样儿的。
陕北说小疙瘩是“圪胝儿”。这个词宋代文字里就有了，宋·吕居仁《轩渠录》：“且买一柄小剪子来，要剪脚上骨茁儿、肐胝儿也。”词义跟现在陕北的一样。蒙语呢，说鼓起、凸起是“古地克”。陕北说土堆、土峁是“圪堆、圪都”。宋元时候文字里也见到这个词，写的是“骨堆、孤堆”。宋·普济《五灯会元》：“山僧今日已是平地起骨堆，诸人行时，各自著精彩看。”元·武汉臣杂剧《老生儿》三：“我嫁的鸡随鸡飞，嫁的狗随狗走，嫁的孤堆坐的守。”蒙语说凸起的、隆起的是“古都格日”。
据《蒙汉词典》介绍，中世纪以后，蒙语里原来的[k]音，一部分演变成了[g]，一部分变成了[x]。[x]基本就是汉语拼音的“h”。所以，蒙语的“浩拆”“哈拆”，是从“圪”字头儿的词演变过来的，与陕北的“圪龊”“圪皱”有相似性。（表十六）
表十六
有的词，我们习惯上不说“圪”而像宋元时候那样说“骨”。比如陕北话量词“骨咧”，是说一串、一挂。这个量词，蒙人的话，译音是“格里格”。这实际上可能是“挂”的原音词。滚，陕北话说“骨拢”，就是北京说的“骨碌”，这个意思，他们说“归拉赫”，这是“滚”的原音词。还有一卷一卷的，筒形的，陕北说一“骨里”，他们的音也差不多是“归拉赫”，是“卷”的原音词。（表十七）
表十七
从与阿尔泰语系蒙语的比较，我们可以探寻圪头词的一个来源。还有其他来源的可能性吗？
江荻先生在藏语中观察到这样一个现象：古藏语有一种前置辅音[ɡ]，就是在一个词的声母之前，多出[ɡ]这么一个音儿。后来呢，在嘉戎语、羌语中，这个前置辅音变成了一个音节，成了一个“圪”。
羌语的“干净”一词，读音跟汉语很接近，从古来演变的情况看，原来那个前置辅音，说着说着音节化了，成了“干”这么个音节。这个词里就出现了一个新的、只起发语作用的音节“干”，出现了这么个“不表义音节”。就是说，这个词的意思只是“净”，没有“干”。“干”这个声音在词里毫无意义。（表十八）
表十八（引自江荻著《汉藏语言演化的历史音变模型》）
他们这个“干净”的语音来历，启发我们体会汉语的“干净”。我忽然意识到，咱们这个“干净”的“干”，实际上也不表示从古至今“干”所具有的任何意义。“干净”这两个字，表达的只是一个字的意思：“净”。跟羌语的“干净”一样。汉语的“干净”，其实也只是一个“圪头词”。只不过是没写“圪”而写了“干”，元代开始被书面记录。汉语“干净”的来历如果和羌语的一样，那么，它也是一个原音词。
这种没有词义的前置音节，在陕北话里，除了“圪”，还有“卜”、“忽”、“得”几种。而壮侗语言的一些动植物名词，温州方言和闽粤方言的一些动物名词中，也有语音接近的这种不表义词头。在藏语羌语那些跟汉语同源的语言中，也可以观察到一些它们发生的依据。从江荻先生的研究中可以看到，古藏语前置辅音的一些词，在嘉戎语等语言中音节化成为接近“圪（骨）”、“不”、“得”的音。他说嘉戎语曾经大范围地发生过前置辅音音节化的过程。
我们还可以通过古代南方用作地名和人名的发语词，来观察陕北的“圪、卜、忽”。比如两广的“个旧、个马、个陋、个宕”等等，很多前面带“个、古”等字的地名。专家介绍说，这些地名前面的字，语言学界确认是古越语的发语词，没有词义。古越语属于南亚-南岛语系，现在南太平洋岛屿上那些语言的祖先。这些“个”，就是古时候地名里的“句”，如“句章、句容、句余、句无”什么的；“古”就是古时候地名里的“姑”，如“姑苏、姑蔑、姑幕、姑复”之类。唐代颜师古注解“句吴”说：“句，音钩，夷俗语之发音也。”说这个“句”念钩。那些夷人俗语发音“句”没有词义，就说明现在南方那些“个”也是没有词义的。这就跟陕北的“圪”一样了，都没词义。东汉人服虔说那时候的古越语是：“吴蛮夷，言多发声，数语共成一言。”说它们也是多音节语言。它们像阿尔泰语、藏羌语给陕北留下了“圪”字头儿一样，在南方留下了“个”字头儿。于是我们就看到相通之处了，如“圪”与“句、姑、个、古、过”相通，“卜”与“夫、无”相通，“忽”与“夫、余、于、乌”相通。
这样的相似性更让人惊讶。难道原始时代的阿尔泰语、藏缅语、南亚-南岛语，曾经围绕中原的这三大语言，都给汉语留下了这么个“圪”字头儿？这更启发我们去浮想联翩，去想像人类语言共同起源的深邃历史了。
现在有两亿人说南岛语系的959种语言。法国语言学家沙加尔认为南岛语系的语言，和汉语同源。其中，学者们注意到一个底层词汇，上古汉语水稻的“稻”，和南岛语是同源的。几千年前，大家一起在中国南方种水稻，后来那些人带着稻种漂洋过海，到南太平洋那些岛屿上接着种去了。大家的语言分化后，这种基本的底层的词汇沉淀了下来，保持着相似性。同样，高粱，陕北叫“[禾+兆]（t&o）黍”，现在蒙语叫“细细”[ʃiʃ]，满语叫“熟熟”[ʂuʂu]，都是“黍”的音。
这就是说，南方和北方的作物名称，汉语与相邻语言都有相似性，都有同源性。西边的藏语言更表现出同源性质。专家讲，汉语和藏语的数词，一到十都有相似性，但千和万就差得远了。千和万这些数字是殷商时候出现的，那么汉语和藏缅语的分化，应该在那之前，大概是四五千年以前。不同语言的同源性，是从底层核心词汇的相似性来观察的。那，咱们一开始讲的“不浪”呢？多少年了？恐怕至少十个“四五千年”了，大概没走出非洲的时候就有了。
法国语言学家房德里耶斯认为，一般说，深居简出的语言总是保守的，远离世界中心和交通干线、只限于在闭塞地区使用的语言，往往具有明显的古代特征。语言在外界影响最受限制的山区，或半岛的极端地区，保存得最好。在本世纪之前的那几千年里，陕北方言的环境就是这样的，闭塞，外界影响有限，发展缓慢，因此保留了古代特征。《听见古代》就是在寻找陕北方言的古代特征。过去我们老以为自己说话土，我也觉得陕北话土，后来慢慢发现，陕北话不是土，而是古，这样它的文化价值就被认识了。
其实应该说，土还是土，但土就是古。所有民间的生产生活方式、文化现象，都可以说是土的，比如说米酒、盘案，比如说窑洞、热炕，比如说耤地、连枷，比如说秧歌、民歌，都是土的东西，都是从古代传承来的。从有据可查的原则来说，陕北民歌里传承着疑似是宋代的歌、特征是元代的歌，明显是明代的歌，考证是清代的歌。过去人们都知道陕北土，以后人们将知道陕北古。
当代陕北人的来源也一直是个迷。我们相信有近两千年来古代民族的融合。但这些说着原音词的父老乡亲，一点儿没少说的，是“我们许”、“猪豗地”、“胤种种”、“娃嘴惰”这些古老的汉语词汇。说这么古老汉语的人，会是这两千年间从其他民族融合进来的吗？不能肯定。这一点我觉得非常重要。如果口语里说着上古汉语词汇的陕北人不是“有史以来”从其他民族融合进来的，那么他们口语里说的“不浪”，就更应该是从“有史以前”带来的原音词了。
人类学的目的是了解文化进程，了解从古至今文化发生发展的逻辑。我们认识方言的传承性，也可以在一定意义上对文化进程增加认识。今天，在我们的村庄消失的时候，在一方语言将离开这里远去他乡的时候，或也走向消失的时候，我们应该知道我们的方言将到哪里去，我们也有必要明白我们的方言它从哪里来。把汉语言和相邻民族的语言，放在更广阔更深远的同一历史背景中去比较研究，可能会帮助我们走出惟单音节汉语独尊的文化局限，最终破解我们的历史文化之谜。
通过对原音词现象的探索，我们或许可以认为，陕北话在大量保留古代汉语词汇的同时，同样大量保留了汉语发生时代的原音词汇，保留了不同文化种群交汇融合的一点证据。可能，这是黄土高原的方言留给我们的又一笔文化遗产。它让我们知道，在陕北话里，我们不仅能听见古代，我们还可以听到原始。
（2015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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