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山更名徽州，听当地民众怎么说
具体到黄山市是不是改称徽州市，也不妨多听听当地民众的意见。尽管“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但不必在名头上过于用心思、耗力气，如果物阜民丰、百姓安康，新名字同样能够叫得响。
安徽市要不要更名为徽州，最近引起热烈讨论。先是《人民日报》刊发评论《地名是我们回家的路》，文章称，慎重更换地名，就在于对地名有情感。像“徽州”（今黄山市）这样重要的历史地名，不妨考虑恢复。随后，人民日报官方微博发起网络投票：“黄山市恢复老名字徽州，你支持吗？”截至当天投票结束，14973人参与，其中71.4%的网友选择“我要老地名，要敬畏文化，敬畏历史”以示支持。
没有“徽”，哪来“安徽”？将徽州更名为黄山，至今仍令不少人遗憾。
不知从何时起，地名更改成为一种潮流，仿佛不取个新名就不时尚，不改改名字就找不到存在感，就无法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意识到，随意更改地名实属短见。原因很简单，地名是基本的社会公共信息，也是重要的文化形态和载体。一个历史悠久的地名，不仅寄寓了世人的美好记忆，还保留着历史现场，粗暴易名无异于斩断文化命脉。而且，人们越来越觉得，一些古代地名隽永、有文化气息。
关于改名，我的观点是，既不能随意乱改，也不可奉行顽固的文化“保守主义”立场，认为所有名字都不能改。从历史上看，一些地方也是几易其名，而且有些地名改得还不错。比如，广陵改为扬州，“一曲广陵绝天下”固然蕴藉内涵，“烟花三月下扬州”也别有韵味。至于九原改为包头，貌似土气，但要知道，包头是蒙古语“包克图”的谐音，意为“有鹿的地方”，将九原改为包头，恰恰体现了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尊重。此外，有的改名也确使当地声名大噪，比如四川灌县改名都江堰市、福建崇安县改名市。
而有些地名更改则不伦不类，甚至有搞封建迷信之嫌。比如某地将西山镇改为金庭镇，因为日落西山不吉利。此类改名，就纯属乱折腾。
按照国务院《关于行政区划管理的规定》，行政区划名称的命名、更名，不能随意，而必须经过审批等合法程序。而且，无论是站在文化传承的角度，还是节省开支的考量，地名都是能不改就别改，如果实在要改，除了履行必要的程序，还要多听听民意，否则劳民伤财不说，民众也不满意。
此外，还要探讨一个问题，一些地方更名后，当地民众已经习惯了新名字，新名字也逐渐在国内外叫响，尽管不如原来的地名显得有文化，但仍须慎重考虑是否有必要改回去。否则，折腾来折腾去，吃亏的还是当地民众，因为他们是改名成本的直接承担者。
具体到黄山市是不是改称徽州市，也不妨多听听当地民众的意见。调查显示，不少人认为“改不改并不重要，关键是把传统文化传承好”，还有人认为“新地名也用习惯了，再改回去劳民伤财，没必要”，这也是民意的一种呈现，不可不听。简言之，不能乱改名，也不能瞎折腾。尽管“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但不必在名头上过于用心思、耗力气，如果物阜民丰、百姓安康，新名字同样能够叫得响。
在改地名上，地方不能追名逐利
地名并非不可更改，但我们应该努力呵护地名的严肃性、历史性、自然性和稳定性，在更改地名时保持谨慎，理性衡量利弊得失，切忌盲目跟风“追名逐利”。
日前，人民日报刊发题为《地名是我们回家的路》一文时建议，“像‘徽州’这样重要的历史地名，不妨考虑恢复”。4月14日，安徽市民政局局长朱学军就此接受安徽当地媒体采访时称，更改市级名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民政部门将深入调研，尽早提出建议。（4月15日《新京报》）
近年来，国内出现一股改地名的热潮，不可否认，改地名不乏一些成功的范例，但改地名也并不都是阳关大道，有些城市改了地名，并没有获得明显的效益，有的甚至改出了尴尬、困惑和后遗症。安徽徽州地区更名黄山市恰恰就被舆论贴上了这样的负面标签——徽州地区1987年改名黄山市后，近30年来，经济发展成效不大，却使历史悠久、风格独具的徽州文化为之弱化。另外，高举“黄山”牌的黄山市区距离黄山风景区还有70公里，导致“皖南处处皆黄山，到了黄山不见山”的状况，给游客带来许多麻烦和困扰。
把黄山市再改为“徽州”有一定的合理性，也具备一定的民意基础，湖北荆州的改废和恢复也为“徽州”的恢复提供了实践参考。但笔者以为，如果黄山市真有一天要启动再改名，必须要进行科学评估论证，多听听民意，算好“得失账”。当年，“徽州”改“黄山市”时，也有很多理由，如今，再想改回去，当年说的那些理由呢？显然，再恢复“徽州”之名须有更有力的、站得住脚的、能让人信服的新理由。现在“黄山市”这个名字用了也有近30年了，名字中也包含了很多信息资源，承载了当地的很多推介投入，关联着有关社会管理和运行的很多事务，已经具有了一定的社会认知惯性，如果再改回“徽州”，是否会造成很大的浪费？是否会增加社会负担（比如，改地名后，各单位牌匾、公章、信笺等涉及地名的载体都要更新）？
地名是一个地方历史文化、人文文化、自然文化的沉淀，随意改之便割断了当地的文化脐带，导致文化传承错位，产生社会问题。地名并非不可更改，但我们应该努力呵护地名的严肃性、历史性、自然性和稳定性，在更改地名时保持谨慎，理性衡量利弊得失，切忌盲目跟风“追名逐利”。&&&&&&&&&&&&&&&&&&&&&&
地名是我们回家的路
　　慎重更换地名，就在于对地名有情感。这种情感，是个人的，是家族的，更是地方的、民族的。诸多地名情感的滋生、蔓延与丰富，才构成一个民族的文化自尊。
　　前不久，国务院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在北京召开了加强地名文化保护暨清理整治不规范地名工作会议。民政部部长特别强调了地名的文化传承和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尊重，点出了地名频繁更换的症结所在。
　　地名如人名，与生于斯长于斯的一代又一代人息息相关。地名，承载丰富的文化信息，接续千百年的情感传承，不会随时间推移而消失。一个长期形成的地名，其实就是那个地方的符号，是那个地方所有人情感所系的标志。即便远在他乡，人们也永远不会忘记故乡名字。我们常说珍爱乡愁、寻找乡愁，这乡愁，就融在地名中。
　　曾听某省的民政厅干部讲过这样一个故事。一位老兵到了台湾一直没能回到大陆，身体不好不能回到家乡，就让孩子回来寻根，找他生活过的地方。孩子归来，根据地名按图索骥，却难以找到，原来这个地名早已消失。最后，找到民政厅，翻阅档案，才找到原来的地名。这位老先生写信来感谢民政厅同志，并说：“你们经济发展得很好，建设也很好，但是地名不要改。地名是我们回家的路。”
　　地名，我们回家的路。说得多好！地名，在海内外华人眼里，在所有寻找乡愁的人们心中，就是一条回家的路。即便不在这里出生，那也是祖辈的根，后代依旧将心底的那份乡愁，与那个遥远的地名联在一起。为《志愿军战歌》谱曲的周巍峙先生，曾任文化部部长、全国文联主席，他爷爷那一代逃荒离开徽州，虽然周巍峙没有在徽州出生，但徽州一直在他心中。他的儿子周七月说，父亲一直想找到徽州的家乡，并且认为徽州地名被黄山替代，是一大遗憾。他根据父亲提供的堂号，前往徽州，找到了祖辈生活过的村庄和祠堂。去世两年之前，周巍峙在妻子陪伴下，终于回到徽州祖籍所在地，了却心愿。踏上这条回家的路，他等待了90年。
　　回家的路，到底有多远？有多近？对于所有人，远与近，在乡愁中，在梦中。
　　地名的替换与取消，显然需要慎之又慎。尤其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地名，早就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存在于史书、碑刻、文学经典之中。如果轻率地将之更名，多少文化信息会被消解。陕西汉中的勉县，是武侯墓和武侯祠所在地，因汉水称作沔水，历史上曾叫沔县。上世纪50年代初，因考虑到“沔”字不好写，便改为“勉”。汉水流至湖北，一个县叫沔阳，和沔县的“沔”是一个字。前些年改名叫仙桃市。远远近近的人，都熟悉沔阳三蒸、沔阳花鼓戏，可如今，一个“仙桃”，令“沔阳”失去了多少历史内涵。
　　说到襄阳，会想到王维的“襄阳好风日，留醉与山翁”，想到杜甫的“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说到荆州，会想到“大意失荆州”；说到衡阳，会想到高适的“衡阳归雁几封书”；说到徽州，会想到汤显祖的“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试想，如果将“襄樊”“荆沙”“黄山”在诗句中予以替换，今人与后人的感受，又该如何？幸好衡阳、泰安等地名依然安在，不然，多少经典诗词，将从此失去地名带来的历史内涵和美感。
　　慎重更换地名，其实就在于对地名有情感。这种情感，是个人的，是家族的，更是地方的、民族的。诸多地名情感的滋生、蔓延与丰富，才构成一个民族的文化自尊。在更换地名之际，我们需要敬畏文化，敬畏历史，任何一个地名，都是在悠久历史中形成。“邯郸”这个地名，延续两三千年，不是依旧与人们同在吗？
　　当然，不是所有地名都必须恢复旧名称，但像“徽州”这样重要的历史地名，不妨考虑恢复。毕竟，没有“徽”，哪来“安徽”？全国第二次地名普查，无疑给了我们一次新的契机。通过普查，来一番梳理，让中国的地名更具有历史沿袭性、更富有传统文化特色，让新起的地名更能体现中文之美，更有丰富内涵。当然，这需要各地政府，有勇气面对过去。
　　珍爱地名，回家的路，再远，也很近。　　《人民日报》（ 日 05 版）
网红群体的崛起不是坏事
在一个突然开放的体系，在一个人人都获得了机遇的时代，难免会有些浮华，似乎真金反而不如镀金耀眼，但我们更应看到创造力的喷涌，社会活力的迸发，并且相信经过一番淘洗，真正有价值的东西终不会被埋没。
今天的中国，几乎每天都有“网红”成名，有时候他们就在我们身边，俨然是“隔壁老王”。“翻船体”近日爆红，“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漫画作者喃东尼一举成名天下知。有人很瞧不起“网红”，批评“翻船体”肤浅、无聊，像喃东尼这样的人更是不入法眼。冷静思量，这很可能是被偏见蒙蔽了双眼。
“网红”乍看是一夜成名，很多人认为“网红”红得莫名其妙，也注定转瞬即逝。转瞬即逝的“网红”是有的，恶俗粗鄙的“网红”也不少，但不可否认的是，很多“网红”经营企业、机构的组织与，其价值已经凸显出来。比如当年的“网红”当年明月专在网上撰写“明朝那些事儿”，后来编辑成书，销售超过千万册。“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漫画作者喃东尼，本是北京某文化公司的“段子手”，现在喃东尼漫画已成了品牌。
前些年的选秀，这几年的“网红”，成为一种社会现象，一些人似乎没有“板凳坐得十年冷”的磨砺，就暴得大名，一些人按老眼光看，几乎不可能成名成家，也得到了认同。不能说其中没有浮躁，但也要看到，这是社会评价机制的一种重大转变，以简单直接的形式，让那些在传统模式下难以出头的人抓住了机会，获得了成功。譬如喃东尼，不过是为了漫画而退学的大学生，按照专业的成长路径，他的机会有多大，恐怕很难讲。
评价变得直接，激励来得实在、迅速，意味着一个人哪怕是一点并不十分耀眼的价值，也得到了实打实的社会兑现。这对人的创造力的激发，无疑十分巨大。它让人相信“天生我材必有用”，相信小小的自我也可能有改变世界的能量，从而更愿意去创新创造，出奇制胜。传统的评价机制，或许更加严苛、更加专业，更能打造精品，保证水准，但也显得僵化、迟缓，排斥异类，压抑创造，磨损才华，让众多意气风发的人才有熬不出头的无力感。更何况，有些传统评价机制，也并非唯能力论，反而充斥着弄虚作假、论资排辈、暗箱交易。
社会生活的广度与深度早已不同过往，对于社会来说，是分工越来越细；对于个人来说，是更加开放而自由，那些所谓无用的灵魂都找到了用武之地。人们发现了各行各业、各种创造性活动的价值，不是冷眼旁观，而是推崇备至并乐观其成。我们大可不必悲叹今不如昔，泥沙俱下，在一个突然开放的体系，在一个人人都获得了机遇的时代，难免会有些浮华，似乎真金反而不如镀金耀眼，但我们更应看到创造力的喷涌，社会活力的迸发，并且相信经过一番淘洗，真正有价值的东西终不会被埋没。
创新创业，实质是对人的无限潜能的激发，也可以说是对人的发展提速。一个人只要真“有两把刷子”，社会就能给他机会，给他激励，“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奇思妙想就会层出不穷，靠自我智慧和努力实现价值的风气就会形成。我们并非鼓励追名逐利的不良风气，也不是否认甘坐冷板凳的吃苦钻研，而是说，对人的价值的发现和激励，要更及时更实在更开放。多一点“一朝成名天下知”的神话，不是什么坏事。
如何解决放生经济的“鸡蛋之争”
放生鸟市场的蓬勃发展，一方坚持是卖鸟人的狡诈绑架了爱鸟人，而另一方坚持是爱鸟人的错误行为催生了卖鸟人，互相指责，但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反而是放生鸟市场的不断恶化。
近日，有微博网帖举报称“成都黄田坝鸟市囤积几万只野鸟，救鸟无望的人只有通过买卖放生！”针对网络反映的贩卖野生鸟类的情况，13日上午，四川省森林公安局、成都市林业和园林管理局等部门，对成都黄田坝鸟市进行联合检查，其中有爱鸟人士参加。检查中发现了法律禁止售卖的鸟类，警方现场将装有禁售鸟类的鸟笼收走，当场查收近600只野生鸟类。
但从新闻中可以看到，对于法律没有禁止售卖的鸟类，警方无法处理。而市场管理人员虽然没有承认市场上野鸟的来源是非法的，但印证了这些野鸟进入市场正是为了满足“放生”的需求。从这个案例来看，放生催生出来的这个鸟类捕获到售卖的利益链条，仍然在稳定而有序的发展之中。在未来，如果鸟贩们不再违反相关动物保护的法律之后，这一市场连合法性的争议都没有了。
如果放生鸟的交易市场真有一天告别了违法，并不损害到其他方的利益，卖鸟者与放生者的行为虽然看上去怪诞，却也无可厚非。然而，这桩生意的背后是残忍而血腥的现实，有时甚至伴随着对生态的野蛮破坏。
当然，销售放生鸟的一方，有可能真如市场管理方所言，其来源是农民捡来的受伤鸟，而不是故意捕获的鸟类。购买放生鸟的一方，也不一定是仅仅为了完成放生仪式而挥金如土的盲从者，也有可能是基于慈悲心的爱心人士。这些爱心人士爱护鸟类，但又不能强制要求鸟贩将野鸟放生，于是自掏腰包解救鸟类。
然而，这样做的后果却不美好。如今一个市场上就发现近600只违法销售的野鸟都是农民捡来的，这难免让人质疑，这些农民也未免太职业了吧。反倒让人确信，黑心商贩发现这个商机以后，开始专门经营放生鸟的市场，绑架爱鸟人的爱心。
面对如今的结果，固然可以用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来作为结论。但相比于停止买卖可以终结放生鸟市场的远期目标，爱鸟人更加无法面对现实。如果连眼前的这些鸟都不购买放生，他们可能感到良心难安。虽然很可能，一部分放生后的鸟还将再次回到市场，但爱鸟人无疑还将持续这样徒劳无功的行为。
爱鸟人如果拒绝看到眼前做法的不足，无疑就让放生鸟问题变成了“鸡蛋之争”。放生鸟市场的蓬勃发展，一方坚持是卖鸟人的狡诈绑架了爱鸟人，而另一方坚持是爱鸟人的错误行为催生了卖鸟人，互相指责，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反而是放生鸟市场的不断恶化。
面对救助放生鸟延伸出的怪圈和悖论，也正是简单慈善要面对的自我剖析与挑战。如果放生鸟已然变成了错乱的利益怪圈，那么坦诚而有效的态度是及时改变方法。如今看来，爱鸟人放下执见，引入法律的救鸟行动，效果就相当不错。
八成水不可饮，真没放心水了？
土壤具有一定的过滤作用，一般来说地下水都会比地表水的水质要好一些。但是由于中国北方的地表水污染实在太过严重，使得过滤之后浅层地下水污染程度仍然令人触目惊心。
中国水污染最近又出现了一个大新闻。众多媒体争相报道，中国有80%的地下水不能饮用。这些新闻的消息来源是水利部于上周五公布的《中国地下水动态月报》2016年1月版。但中国水利部则紧随其后表示媒体对他们的报告解读有误，所谓的80%不合格的地下水主要指的是全国，尤其是北方地区的浅层地下水。而这些地下水，的确已经遭到了严重的污染，但并不是当地居民的饮用水来源。也就是说，虽然水严重污染，却并不会通过饮用水而影响人们的健康。目前北方很多地区的自来水水源主要使用的是深层地下水。根据水利部的资料显示，全国有有86%的城镇的自来水是合格的。
尽管官方紧急辟谣，但一周以来媒体的解读仍在朋友圈里传播。事关水资源，不难理解普通人的焦虑。不妨敞开话题，研究看看中国的水资源污染问题究竟有多严重？又是谁应该对这些，被污染的水和当地居民的健康负责呢？
中国水资源现状
可以毫不避讳地说，中国就是一个极为缺水的国家。根据2012年的统计数据，我国人均水资源量只有2100立方米，为世界人均的28%。全国每年平均缺水量500多亿立方米，2/3的城市属于缺水城市，而在农村人口当中有近3亿饮水不安全。
随着经济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在工业和农业生产过程当中对于水资源的消耗会越来越大。这也会进一步加重中国的缺水问题。
在全国缺水的普遍情况下，根据秦岭淮河一线分成的中国南北两部分及缺水情况又有所不同。在北方，属于“水量型缺水”。由于黄河泥沙俱下，并不具备太高的使用价值，而北方的降雨量本身又不大，因此在北方的大多数地区人们都只能大量开采地下水来满足日益增长的水量需求。在当地的很多农村，打深井是村庄基础建设必修的功课。很多孩子一天能够有一碗水用来饮用、洗脸，已经是一件非常奢侈的事情了。这一点对于生活在城市当中的人们其实是无法想象的，但它确实存在。
在南方，虽然降水非常充分，但是仍然处于缺水状态。中国东南最大的城市上海，就是一座“水质型缺水城市”。上海境内有河、黄浦江、淀山湖、以及长江入海口等多个淡水取水水源。但是由于在工业发展的过程当中对这些水源进行的过度污染，虽然水量丰沛，却基本不能使用。南方大城市，往往只能在一些没有受过污染的地表水水源当中，设法找到自己的饮用水供应源。当然总的来说，南方的水资源现状要优于北方。尤其是城市自来水供应还是比较安全的。
按照《中国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规定，水资源按照受污染程度的高低一共分为5类。Ⅰ类水为水质良好，适用于源头水和国家自然保护区；Ⅱ类水主要适用于集中生活用水和地表水源地一级保护区，这也是一些环境保护做得比较好的城市所能够获得的自来水源；3类水已经是自来水源的最低标准，适用于集中型生活饮用水和地表水源地二级保护区。而在这一报告当中涉及的大量Ⅳ类水和Ⅴ类水只能够用于工业用水和农业用水，连人体接触的娱乐用水都不够资格。其实比Ⅴ类水更加脏的，还有一种叫做劣Ⅴ类水的分类。这种水对于人类已经没有了实际的使用价值，往往会归类到Ⅴ类水当中。按照该份报告显示，分布在北方各个平原当中受检浅层地下水水样中Ⅳ类水和Ⅴ类水合计占比80%以上。
深层地下水供水的原因和后果
土壤具有一定的过滤作用，一般来说地下水都会比地表水的水质要好一些。但是由于中国北方的地表水污染实在太过严重，使得过滤之后浅层地下水污染程度仍然令人触目惊心。为了解决这一用水困境，中国北方的城市大多使用极深层的地下水供给市民。
这其实是一种饮鸩止渴的解决方法，随着地下水的不断抽取，地下水网将会变得枯竭，其后果有三：
第一，城市下陷。地下水就像是一座城市的水床，它能够在地下水量足够的时候撑住整座城市。然而随着地下水位的下降，整座城市有沉陷之虞。在20多年前，就有人预言上海将会由于抽取地下水而陷入海底当中。虽说这个谣言最后被事实所破解，原理却是真的。
第二，使地表水变得更加不安全。地表水的流量受到地下水补给的影响。随着地下水被抽干，地下水循环系统，无法自己补充完整，就会影响到地表水的流量。地表水流量降低，则其携带垃圾和污染物的能力也会下降，从而使得地表水的污染物浓度进一步增高。这个结果想必不是人们所愿意看到的。
第三，使地下的污染治理变得更加的困难。地表土壤具有很多的缝隙，液体和气体可以在这些缝隙当中来去自如。读者可以想象一下，当把地下的优质干净的水抽干之后，那个缝隙将会由谁来填补？很显然就是由那些被污染的地表水和浅层地下水去填补。治理地表水和地表的土壤其实成本并不太高，在技术上也已经比较成熟。但是现在的环保技术仍然不能够处理非常深层的地下水和土壤污染。不管是将上层的盖土挖出，还是原地修复都需要大量的人力和成本。这一点对于现在环保事业并不发达的中国来说，其实是难上加难的选择。
如何看待中国的环境污染困境
提到中国环境污染的责任，很多人第一个就会想到的是：政府的不作为。其实从2007年开始中国政府就已经提出了“又好又快的发展”，把好放在快的前面。也就是说要把中国的环保事业提上日程。中国的粗放式发展以那个时间点为标记，算是终结了。以十二五、十三五，两个五年计划为标志，普遍认为环保行业的春天已经来临。中国目前已经提出了非常严苛的水十条、气十条和土十条。这三十条指导性的纲领，对于整个环保行业来说简直就是一支强心剂。中国政府确实是已经拿出了决心来对付污染。但是为什么我们的天还是那么的灰、水还是那么的令人不放心的？笔者认为这是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所一定会造成的遗留性问题。要扭转“快”的惯性，需要时间，也是与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的。
这样“逆袭”的情况在许多国家都有先例。比如常环保领域上挑中国刺的美国，也经历了从污染到改善的过程。美国有过不堪回首的黑历史。1950年代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仍历历在目，60多年前的美国污染之重已经直接造成人员死亡。其环保行动实际上始于上个世纪60年代。以《寂静的春天》这本书为开端，美国的环保事业才算正式走上了正轨。美国从1972年开始禁止使用敌敌畏等农药，并且在之后提出了一系列的措施来限制自己的重度污染行业的发展。那时的美国已经从冷战初期与苏联的积极对抗当中，发现了苏联的弱点，由此经过了一个经济的高速增长期。这才有了余力治理环境。
今天环境优美、令人向往的日本，在上世纪战后也发生过多起环境事故。1950年代，日本发生了痛痛病、水俣病等跟水污染有关的流行性疾病，其原因就是在战后由美国扶持的日本工业向水中排放了大量的污水。在此之后，日本政府开始注意到了这种现象，并且严格立法来限制这些的重度污染行业。日本的美丽至今也不过50年。
今天以德国制造和环境优美闻名于世的德国，在二战期间，也是饱受污染的困扰。战后，德国最发达的巴登符腾堡州，水合格率非常低。在德国标准中，水也是按Ⅰ类到Ⅴ类划分，当时的巴登符腾堡共有64%以上的水属于Ⅳ类水以下。德国开始注意自己的水资源保护是在1960年代。当时的西德开始摆脱了西方控制势力的影响，关注自身的发展和人民的身体健康。他们用了将近30年的时间进行了产业结构调整，将水源沿岸的重工业全部转移。如此才此成为了一个干净的现代化国家。
在环保领域内，法律法规所能够起到的效用有限。这些发达国家的环境改善，其主要的原因是产业结构升级。也就是将高新技术、高附加值的行业留在自己本国，而将制造业、化工产业和能源行业等重度污染的行业移到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有印度科学家进行过测算，从人均碳消耗和人均污染物制造来说，瑞士人显然高于一个印度市民。但瑞士的环境却是世界闻名的青山绿水。其实这是，发达国家将自己发展中的污染包袱丢给了发展中国家。可惜的是，发展中国家没有机会说“NO”。它们如果不参加这一轮的国际合作和国际竞争，将会彻底丧失在现代世界上大国崛起的机会。中国自然也不例外，好在目前我们已经逐渐意识到了环境的重要性，接下来应该做的唯有脚踏实地去做。
作为一个负责任的中国公民，对中国的污染治理应多一些耐心。在严格立法、严格执行的同时，也要意识到污染背后所无可避免的“发展和环保悖论”。如果是无良奸商利用国民的环境生态换取私囊里的钱财，我们应该毫不犹豫地打击他们；但利弊权衡之下的无奈之举，我们也可以多一份理解，万万不可以急功近利。举例来说，像环保主义者们那样一刀切地要求关停工厂，来保持北京每天的蓝天。可能真的立竿见影，但因此被遣返下岗的河北工人们，又要谁来养活他们呢！
哪套现代外交辞令更符合中国崛起的需求
中国不可能威胁世界和平，与其说是因为中国的儒家文化与战略传统多么特殊(“崇和”“无争”)，不如说是因为中国的政治地理环境，决定了她无法承受“威胁”他国的代价。
中国要崛起，必须直面政治地理对我们的现实制约，即，中国是无法靠军事实力建立南海霸权的。更确切地说，中国的政治地理决定了这个现实：无论我们如何强大，都不可能像美国一度称霸美洲那样，在东亚和东南亚建立以军事实力为基础的霸权统治。
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的视角，这套外交辞令，远比“中华民族天生爱好和平”，更符合现实，更符合世界主流价值观，也更易被世界各国接受。
问题的焦点和悖论都在于这点：越是一味强调中华文化的特殊性（“中国文化多么无争”，“中国战略多么仁慈”），越难以在现代国际社会取信各国，他人对中国的怀疑也越大。“特殊文化”是难以实测的，会随时变化，只有现实实力的增减和地缘政治的利弊，才是世界各国可以判断的唯一依据。
所以，只有从符合现实主义的逻辑出发，才能对喧嚣尘上的中国威胁论，做出最合理的反驳，增加中国与世界各国（尤其是主流国家）之间，基于现代国际社会通行准则上的信任基础。
为什么美国式霸权对中国不现实
中国和美国的政治地理环境截然不同。在处理邻国关系的问题上，美国的环境相当优越：南北两弱国，东西都是鱼。而中国是一个被十四个大小强弱不同、民族文化迥异的陆地邻国包围的大陆国家。如果我们把海洋想象成辽阔的草原（这在现代交通、经贸条件下是有现实意义的），那么海权意识的觉醒和南海开发，等于进一步扩大了与中国接壤的国家数量和多样性。
正是这种先天禀赋的差异，而不是所谓的儒家天下观，决定了中国不可能像美国那样“霸道地”统治世界或区域。因此，“中国威胁论”确实是荒谬的西方中心主义式的猜想。
中国不可能威胁世界和平，与其说是因为中国的儒家文化与战略传统多么特殊(“崇和”“无争”)，不如说是因为中国的政治地理环境，决定了她无法承受“威胁”他国的代价。在现实主义为主导的现代国际秩序中，对西方人和我们的周边国家而言，这个解释也比我们经常在国际上宣讲的“中国人天生爱和平”更有说服力。
政治地理环境制约的历史案例
即使在前现代社会，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朝贡体系，也是对这种特殊政治地理环境的系统性回应。
例如，在宋、明这样标准的以汉族为中心的儒教王朝，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也总是随着两国硬实力的变动来调整；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中国内政问题的制约，不存在以中国为中心的天下原则。
比较典型的是宋辽澶渊之盟（公元1005年，宋真宗景德二年）。在正式交换的誓书中，两国以平等地位相待，称宋主赵桓为“大宋皇帝”，辽主耶律隆绪为“大契丹皇帝”。而在物质利益上，经济发达的宋每年对军事发达的辽输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名曰“助军旅之费”。由此开始了宋辽百年无战事的政治平衡局面。
这种平衡的达成，并非源自“投降主义”，而是两种文明体系在当时技术条件下，在军事、经济、内政、文化上全面较量后，得到的均衡结果。以畜牧与农业为基础的辽政权，实行全民皆兵、粗放补给的军事制度。而以农业和商业文明为基础的宋政权，虽然总体经济实力雄厚，但在军事技术条件没有突破的情况下，其军事制度（募兵制）在兵源、补给上是无法维持与辽这类政权长期军事对峙的。原因很简单，宋这类政权，不仅在动员成本上远大于对手，而且长期军事动员会全面扰乱其社会生产体系，比辽这类政权更容易造成内乱。
故北宋在澶渊大捷后迅速与辽议和，表面看是战略误判（彼时辽军孤军深入，指挥萧挞凛又已阵亡），实则背后有着深刻的地缘政治因素。正是这些因素，千年来制约着中国的战略选择，使中国不断受到周边新兴军事政权的挑战，不但难以军事实力称霸区域，而且对武力征服区域实施的管辖成本极高，使得大范围的军事海外拓张难以为继。
事实上，即使用武，以中国的地域政治条件和传统文明形式（以农业为基础和建立其上的一套政治制度与文化体系），面对同样以农业为主体、在军事上更弱小的政权，要完全军事征服和直接管辖也很难。尤其当这些政权系统地“山寨”了中国的封建官僚体系和教育系统，从而形成前现代朴素的国家民族意识之后，他们对中国直接统治的反抗便会尤为激烈。
最典型的表现，是历史上的安南（越南）和高丽（朝鲜）。这两个民族政权在前现代对中国文明的借鉴最彻底，对中国的朝贡也最频繁。例如，明朝时，安南三年一贡，朝鲜三年一贡或一年一贡，但中国始终难以对他们实施长期的直接统治。以明朝为例，在武力鼎盛的永乐时期，明成祖朱棣乘安南内乱，成功将其武力吞并，但仅仅历经永乐、洪熙、宣德三朝20年，明朝对安南的直接统治就难以为继，在当地人不断的抗争与叛乱中，终因军事失败和统治成本过高而放弃。
此类历史背景与背后的政治逻辑，对当今中国面临的区域格局仍具有重要意义。朝鲜（统一后）和越南，将是中国接壤国家中，反中民族主义情绪最强烈的。
军事手段不是治本之道
综上所述，由于先天地缘政治与传统文明形态的制约（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自古以来，中国难以军事力量长期称霸一方，而中国之经济、人口与文明发达程度，又与周边弱小政权难以平等。所以朝贡体系之形成，自古以来对中国政权的象征意义，远大于实质利益（用现代话语说，即“国家利益”）。
历史上的中国，不仅要面对北方不断崛起的新兴军事政权，更要应付周边小而不弱的地方性强权，拉拢更弱小一级的政权。即使取得暂时的军事胜利，也难以长久维持霸权地位；并且，往往由于内政需要，放弃军事胜利后应该在外交上争取的实质利益。此即中国传统外交，与现代外交格格不入、匪夷所思之根源。
这种格格不入，随着现代民族主义的崛起，已经难以为继。即使在前现代，外交上的妥协（如宋辽澶渊之盟），往往是激烈内政改革的导火索。从庆历新政到熙丰变法，北宋的有识之士们在变法求变的道路上越来越激进，党争也越发激烈。
21世纪的中国，已经历了工业化，不再是前现代那个以农业为经济支撑的政权了。当今中国面临的国际竞争与利益矛盾也更加激烈。此处引用一位澎湃网友富有洞见的评论，“基于庞大人口的工业化早已超出了960万领土上资源能够满足的上限，因此我们不得不全世界去寻求资源、市场来维持自身的发展。在他人眼中，我们无异于变得更具有“侵略性”了。其实，纠结于这种因立场不同而得出的不同见解毫无意义。”
中国外交与大战略考虑的首要问题，不应去“纠结”这些“因立场不同而得出的不同见解”，耗费大量资源去西方宣扬那些西方人根本不信、嗤之以鼻的“中国不称霸”、“中国爱和平”等中国特殊论，而应坦率承认，直接面对国际政治的历史与现实。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赢得他国的信任与认可，进行务实、有效的沟通。
既然中国这种大国在历史上和现实上都无法以军事实力获得长期霸权地位，那我们就需要把更多的资源和战略重心放到解决南海（和整个亚洲）战略矛盾的治本之道上。这个治本之道是什么？是南海战略续篇的重点。但可以确定的是：这种治本之道必然是在军事表现之外。军事力量是也只是实现中国战略目标和国家利益的辅助手段。
为引领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贡献中国智慧
当今世界，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都再也无法单独主宰世界事务，多个发展中心在世界各地区逐渐形成，一大批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快速发展，中国已成为国际关系演变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推动者，这些深刻变化为国际秩序调整提供了力量支撑。
核心要点：
■党的十八大以来，主席准确把握中国与世界命运和利益高度交融交汇的大势，科学判断人类社会的发展走向，紧扣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主题，凝练升华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思想。
■人类命运共同体强调共商、共建、共享的平等互利方式，主张以合作取代对抗，以共赢取代独占，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营造人人免于匮乏、获得发展、享有尊严的光明发展前景，实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人类愿景，体现出登高望远、为世界全局而谋的政治智慧，为促进全球共同繁荣增添了强劲正能量。
■当今世界，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都再也无法单独主宰世界事务，多个发展中心在世界各地区逐渐形成，一大批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快速发展，中国已成为国际关系演变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推动者，这些深刻变化为国际秩序调整提供了力量支撑。
■习主席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同世界各国人民的美好梦想息息相通，始终将造福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相统一，把追求和平、奉献世界作为根本的价值体现，既通过实现自身的繁荣让自己过得好、也通过维护良好的发展环境让别人过得好，既要让自己安全、也要让别人安全。
■面对海上犯罪、自然灾害、重大疫病等挑战，我军多次派出专业力量参加亚丁湾护航、马航失联客机搜救、也门中外人员撤离、叙利亚化武外运护航、抗击埃博拉疫情以及其他国际灾难救援、人道主义援助等，以更加开放的姿态为世界提供公共安全产品，在维护世界和平方面发挥应有作用。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牢牢把握坚持和平发展、促进民族复兴的主线，鲜明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重要思想，带领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引领我们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向国际舞台中心迈出坚实有力的“一大步”，不仅开创了党和国家事业的新局面，而且开辟了国际关系的新愿景，擘画了国际秩序的新蓝图，作出了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新贡献，向世界充分展示了中国走向国际舞台中心的非凡气概和责任担当。
一、鲜明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思想，树起引领世界持久和平、合作共赢的光辉旗帜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创造性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和平发展时代主题、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建设和谐世界等一系列重大国际战略思想。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主席准确把握中国与世界命运和利益高度交融交汇的大势，科学判断人类社会的发展走向，紧扣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主题，凝练升华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思想。这一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当今世界发展实践紧密结合的产物，是对老一代革命家政治智慧的传承与弘扬，是人类优秀思想文化精华的汇聚和结晶，成为引领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一面旗帜，在完善全球治理、选择发展道路、维护国际安全等攸关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上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略。其丰富内涵包括：
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机制。历史上，国际治理大多由少数强国或霸权国主导垄断。当前，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正处在历史转折点上，从列强通过战争、殖民、划分势力范围等方式争夺利益和霸权向各国通过制定国际规则、相互协调关系和利益的方式演进。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治理机制，不仅事关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而且事关给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定规则、定方向；不仅事关对发展制高点的争取，而且事关各国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长远制度性安排中的地位和作用。中国坚定做和平发展的实践者、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多边贸易体制的维护者、全球经济治理的参与者，为推动建立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发挥积极作用，为国际秩序的改革完善贡献智慧和力量。
创新共建共享的全球发展理念。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支配下的全球发展模式，以殖民扩张、暴力掠夺、压榨贫弱为特征，富者愈富，贫者愈贫。二战后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和平发展合作共赢逐渐成为世界潮流，但南北贫富差距仍在拉大，成为诱发战争冲突、滋生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的土壤。人类命运共同体强调共商、共建、共享的平等互利方式，主张以合作取代对抗，以共赢取代独占，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营造人人免于匮乏、获得发展、享有尊严的光明发展前景，实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人类愿景，体现出登高望远、为世界全局而谋的政治智慧，为促进全球共同繁荣增添了强劲正能量；积极倡导正确义利观，强调在国际合作中既注重利，更注重义，以义为先、先义后利，绝不以牺牲别国利益为代价，绝不做损人利己的事情，体现了中国在国际上主持公道、追求正义、践行平等的价值理念。
倡导与时俱进的全球安全观念。霸道思维、零和思维、冷战思维、单一思维曾经长期影响各国的安全理念和安全战略，使许多安全问题积重难返，战祸绵延。当今世界，人类共同面临前所未有、错综复杂的安全挑战。秉持和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型安全观，努力走出一条共建、共享、共赢的安全之路，顺应历史潮流与时代特点，超越民族国家和意识形态，传承弘扬“民胞物与、仁者爱人”、“天下为公、世界大同”、“兼爱非攻、亲仁善邻”、“以和为贵、和而不同”等中华和合文化，倡导人类社会同舟共济、平等相待、守望相助，为谋求世界和平、进步、发展，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提供了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指导我们促进与各国相互信任与协作，共建和平、安全、稳定的国际和地区环境。
二、着力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思想落地生根，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当前，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图共赢已成为大多数国家共同愿望。在迈向国际舞台中心进程中，中国不仅致力于实现民富国强，更主动将自身发展与时代要求相统一，积极推动构建有利的国际战略格局，引领国际力量对比继续朝着有利于地区稳定和世界和平的方向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主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思想指引下，我们积极采取一系列重大行动，全方位推动构建我国国际战略总体布局，为促进世界持久和平与共同繁荣发挥独特的中国作用。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日益在国际战略格局深刻变革中为许多国家所认可，逐渐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运筹增进战略稳定的对外关系。战略稳定决定一个国家的总体安全局面，既是大国谋求自身安全发展的基本条件，也是构建公正合理国际体系的重要前提。中国着眼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大局，坚持加强运筹与主要大国、周边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着力构建健康稳定的大国关系框架。积极推动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共同努力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实现两国关系在更高水平、更高层次上的总体稳定，成为世界稳定的压舱石、世界和平的助推器；巩固和深化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积极推进中欧互利共赢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当今国际关系体系增加了迫切需要的稳定性，为整个国际关系体系正常运行发挥了重要作用。着力深化与周边国家睦邻友好关系。践行亲、诚、惠、容理念，努力使自身发展更好惠及周边。中国与周边国家政治关系更加友好、经济纽带更加牢固、安全合作更加深化、人文联系更加紧密，有力维护了地区和平稳定、促进了地区发展繁荣。着力巩固和加强同发展中国家关系。坚持把发展中国家作为对外政策的基础，永远做发展中国家的可靠朋友和真诚伙伴，政治上坚持正义、秉持公道，经济上坚持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为维护世界和地区持久和平提供了重要保障。
促进形成多极均衡的力量结构。全球力量结构是国际体系的权力基础、战略格局的实力支撑。全球力量结构的特征直接决定国际体系、格局、秩序和规则的形成和演变。近年来，多极化潮流日益强劲，主要国家之间力量对比趋向均衡，近百年来少数大国把持权力中心、强国之间力量失衡的国际格局正在发生变化。这总体上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增进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与福祉。当今世界，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都再也无法单独主宰世界事务，多个发展中心在世界各地区逐渐形成，一大批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快速发展，中国已成为国际关系演变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推动者，这些深刻变化为国际秩序调整提供了力量支撑。推动形成一个多极的、力量相对均衡的世界，是历史的必然、时代的潮流，既有利于体现各方关切和诉求，更好地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正当权益，也有利于各主要力量展开战略协调，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推动构建和谐共生的国际秩序。历史上，大国崛起往往伴随对已有国际体系秩序的挑战，甚至引发大国冲突。近年来，外界特别是西方对中国在国际体系变革中的角色作用心存疑虑。同时，很多国家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都希望国际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正如习主席所指出，“世界那么大，问题那么多，国际社会期待听到中国声音、看到中国方案，中国不能缺席”。中国更加主动地参与国际机制规则制定，为尽早形成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机制作出独到贡献。坚持以维护战后国际体系为基础，积极构建新型国际政治秩序。中国是现行国际秩序的创建者之一，也是获益者和贡献者，同时还是改革的参与者，但这并不是推倒重来，也不是另起炉灶，而是与时俱进、改革完善。推动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坚定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彰显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维护世界和平、安全、稳定。坚持着眼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积极参与应对全球性安全挑战。更加建设性地参与国际安全事务，既着力解决当前突出的地区安全问题，又统筹谋划应对各类潜在安全威胁；坚持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反对歪曲国际法，反对以“法治”之名行侵害他国正当权益、破坏和平稳定之实。坚持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积极推动完善国际经济秩序。参与制定国际经济规则，发挥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金砖国家等全球和区域经济治理平台作用，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增加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更好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正当权益。
2013年，习主席以宏阔深邃的战略眼光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这是构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举措。我们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不仅将有力带动沿线国家经济繁荣、社会发展，也将积极促进各国之间相互信任、合作共赢，扩大各方利益的交汇交融。目前，“一带一路”建设与沿线国家发展战略相对接，让60多个国家、44亿人口的命运紧紧联在一起，必将极大促进各国间的务实合作与互联互通，实现共享机遇、共迎挑战、共创繁荣。
三、积极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思想，以实际行动履行中国的国际安全责任和义务
当今世界，各国日益成为休戚与共、唇齿相依的命运共同体，没有一个国家能实现脱离世界安全的自身安全，更没有建立在其他国家不安全基础上的安全。当今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第二大经济体，人口占世界近1/5，其稳定繁荣是世界和平发展之福。习主席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同世界各国人民的美好梦想息息相通，始终将造福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相统一，把追求和平、奉献世界作为根本的价值体现，既通过实现自身的繁荣让自己过得好、也通过维护良好的发展环境让别人过得好，既要让自己安全、也要让别人安全。在习主席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思想指引下，中国始终致力于在国际事务中发挥建设性、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寻求各国安全利益的最大公约数，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妥善处理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争端，塑造维护地区安全和战后国际秩序的新态势。我们已经同14个邻国中的12个国家彻底解决陆地边界问题，与越南完成北部湾海域划界。在处理与有关邻国的海上争议问题时，始终从维护海上安全大局出发，尽管对有关权益拥有充分的历史和法理依据，拥有无可争辩的权利主张，但一直保持高度克制和忍让，为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作出持续努力。在南海方向，坚定推进南沙岛礁建设，有力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近年来，我们对南海部分岛礁进行建设，其规模速度与中国在南海承担的国际责任和义务相称，主要是为了完善岛礁的相关功能，更好地履行中方在海上搜救、防灾减灾、航行安全等方面承担的国际责任和义务，为本地区航行提供国际公共产品服务。相关建设完全是中国主权范围内的事，合法、合理、合情，有助于进一步维护南海航行自由和安全。在东海方向，坚决打破日方对钓鱼岛的排他性管控，有力捍卫战后国际秩序。2012年9月日本政府公然宣布“购岛”后，中央审时度势，果断决策，连续采取公布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基线、派公务船进入钓鱼岛12海里海域、发表《钓鱼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白皮书、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等举措，有力捍卫了二战胜利果实和战后国际秩序，对维护亚太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坚持倡导新型安全理念，构筑加强国际安全合作的新布局。我们积极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致力于同各国增进互信、弥合分歧、深化合作，充分展示坚定维护国际和地区安全的决心和诚意。我们努力推动解决国际和地区热点敏感问题，为伊朗核问题谈判达成全面协议发挥重要建设性作用，提出政治解决叙利亚问题“四步走”框架思路，推动乌克兰问题政治对话进程，促成阿富汗政府与塔利班开启和谈，为恢复朝核问题六方会谈逐步积累共识，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开展穿梭外交，书写中国特色的可行方案。我们积极参与维护国际公共安全，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支持国际和地区反恐合作；积极参与防扩散国际合作和国际规则制定，维护国际军控和防扩散体系的严肃性和权威性；推动构建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网络空间，为维护全球网络安全提供中国方案。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作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的新贡献。党的十八大以来，习主席鲜明提出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主持制定新形势下军事战略方针，绘制改革强军的宏伟蓝图和清晰路线图，有力推动建设与我国国际地位相称的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稳步推进海外基地建设。随着我国经济实力发展，国际社会对我承担维护世界和平稳定责任与义务的呼声与期望越来越高。近年来，我们逐步推进海外战略布势，重点开展吉布提保障设施建设。这将更好地保障中国军队执行国际护航、人道主义救援等任务，对于中国更有效履行国际义务、更有力维护国际和地区和平稳定具有重大意义。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事务。中国对联合国的贡献综合评估已达到第二位，是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中派出维和人员最多的国家，中国贡献的维和经费已上升到世界第二位。中国先后派出3万余名官兵参与29项联合国维和行动，是联合国维和行动主要出兵国和出资国之一。2015年，首次向维和任务区成建制派出维和步兵营，宣布将加入新的联合国维和待命机制，建设8000人规模的维和待命部队，为改进和完善联合国维和行动作出实实在在的贡献。出色执行海外多样化任务。面对海上犯罪、自然灾害、重大疫病等挑战，我军多次派出专业力量参加亚丁湾护航、马航失联客机搜救、也门中外人员撤离、叙利亚化武外运护航、抗击埃博拉疫情以及其他国际灾难救援、人道主义援助等，以更加开放的姿态为世界提供公共安全产品，在维护世界和平方面发挥应有作用。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必将推动中国军队加快迈向强国军队，为维护国家综合安全和战略利益、实现世界持久和平与共同发展提供坚强力量保证。
（作者：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副参谋长、中国国际战略学会会长）
唐宋诗词的现代意义
——莫砺锋教授在南京大学的演讲
（■演讲地点：南京大学文学院 ■演讲时间：二○一六年三月）
&&&&&&【莫砺锋，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中国杜甫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宋代文学学会会长。1984年获文学博士学位。长期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曾在央视百家讲坛主讲《诗歌唐朝》《白居易》等专题。著有学术专著十余部，专题论文百余篇。代表性著作有《唐宋诗歌论集》《江西诗派研究》《朱熹文学研究》《杜甫评传》《古典诗学的文化观照》《莫砺锋诗话》《莫砺锋说唐诗》《杜甫诗歌讲演录》《漫话东坡》《诗意人生》等。】
　　今天我们讲的是《唐宋诗词的现代意义》。首先解释一下“唐诗宋词”这四个字。人们一定知道文学史上的两个专有名词：唐诗和宋词。我们经常把它们合称为“唐诗宋词”。为什么我要变换词序，改称“唐宋诗词”呢？我认为对于这两种文体，都应该兼重唐宋。如果我们只说唐诗，就会忽略宋诗；假如我们只提宋词，就会忽略唐五代词。唐诗虽是古典诗歌的巅峰，但宋诗也非常了不起，宋诗是一个巨大的存在。现在的《全唐诗》加《全唐诗补编》不过五万六千多首，但是《全宋诗》里收录的宋诗接近25万首，数量非常大。宋诗不仅多，而且好。北宋的苏东坡和南宋的陆放翁，他们的整体水平并不亚于唐代的李杜。词也是一样，词当然是在宋代才发展到顶峰，但是晚唐五代已经出现了很好的词人和作品，温庭筠、韦庄就是两位非常优秀的词人。更了不起的是五代的李后主，他的词作拥有广大的读者。所以我一向认为，阅读古典诗词，最好是把唐宋的诗与词放在一起读。
　　什么叫唐宋诗词的现代意义？通俗地来讲，就是唐宋时代的诗词对于现代读者有什么价值。唐宋的诗词作品距离我们最远的有1400年了，最近的也有800年。相隔的年代这么久远，为什么我们还会感兴趣呢？这就在于它具有现代价值。我下面从四个方面来讲讲我的看法。
唐宋诗词的审美价值
　　诗词，尤其是唐宋诗词，是用汉字码成的文本中审美价值最高的一类作品。新诗人艾青说过，诗就是文学中的文学。我们可以模仿艾青的话来说，唐宋诗词，就是诗歌中的诗歌。它简洁、优美，把汉语汉字所蕴含的审美潜能充分地发挥出来了。多读唐宋诗词，对于我们的写作，对于我们的语言文字表达能力是一个有力的促进。在座诸位不一定从事与文字有关的工作，但汉语汉字是我们本民族的语言文字，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它。
　　在座的都是年轻人，大家都有一个无法回避的写作任务，就是写情书。我们怎样才能把情书写得更好呢？我想有两个基本要求，其实也是我们汉字写作的基本要求：第一，要简洁，不能啰唆；第二，要优美，不能写得太粗俗。假如我们希望把情书写得很优美，又缺乏写作才能，怎么办呢？借鉴唐诗宋词啊！我们可以把李商隐《无题》诗中的警句摘录下来，镶嵌在情书中间。你的朋友看到情书中有这样的语句：“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多么感人啊！万一哪位同学恋爱不顺利，你的朋友暂时不理睬你了，你需要写一封信去劝她（他）回心转意，唐宋诗词中间也有非常好的参考文本。北宋词人晏几道，我们称他为“小晏”。小晏词写得最好的主题就是失恋的痛苦。比如《临江仙》的上片：“梦后楼台高锁，酒醒帘幕低垂。去年春恨却来时。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假如你在书信中间把这两句镶嵌进去，寄到那位暂时不理睬你的朋友手中，她（他）读了之后，肯定马上就回心转意了，因为被感动了。所以我说多读唐宋诗词可以提升我们的语言表达能力，这一重意义是显而易见的，不用多说。
唐宋诗词的“言志”与“抒情”
　　说到第二重意义，首先要明白唐宋诗词写的是什么内容。中国古典诗歌有一个最古老的纲领，就是儒家说的“诗言志”，这在《尚书·尧典》当中就提到了。到了西晋，陆机在《文赋》中又提出“诗缘情”的理论。有人认为“言志”偏向严肃、正大的主题，“缘情”则是偏向抒发那些个性化、私人化的情感，把二者对立起来了。但我想，从唐宋诗词来看，“言志”和“抒情”并不是对立的。初唐孔颖达在《左传正义》中间就已说清楚了：“情志一也”。情与志在唐宋人看来是一个东西。比较笼统地解释，情志就是指一个人的内心世界，包括对生活的感受和思考，也包括对万事万物的价值判断。这都是古典诗词所包含的内容。既然如此，那么唐宋诗词的内容就跟现代人没有什么距离了，因为诗词中表达的那些内容都是普通人的基本情感、基本人生观和基本价值观。比如喜怒哀乐，比如对真善美的肯定和追求，比如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对保家卫国的英雄行为的赞美，唐宋人如此，现代人也如此。所以唐宋诗词中的典范作品所表达的内心情感、思考和价值判断就可以毫无阻碍地传递到今天。这些作品仿佛就是现代的才华横溢的诗人为我们而写的，仿佛就是代替我们来抒写内心情思的。
　　口说无凭，我举两个例子。1984年我毕业留校，在南大当老师，当时系领导要求我们经常去宿舍看看一年级的新同学。有一年的国庆节，我来到中文系的学生宿舍，看到一个身高一米八的云南男孩，站在那里偷偷地抹眼泪，原来他想家了。佳节来临又离家万里，谁都会想家，这是人之常情。我当时就想，假如这个同学此时想写一首诗来表达自己的情思，他多半不用写，只要读唐诗就行。他可以读王维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我们不可能比王维写得更深刻，更优美，更淋漓尽致了。不只是年轻人思念家乡，不只是年轻人的情感，人到中年、人到老年漂泊异乡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情感。1986年我到美国的哈佛大学当访问学者，刚到不久就遇到中秋节。那天晚上我在哈佛的校园里看到一轮明月升到空中，真是浮想联翩。我非常思念留在南京的妻女，很想写一首诗或者填一首词，来抒发一下内心的情思。可转念一想，何必用我来写？苏东坡早就写过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我心中的一切想法、一切感受，苏东坡的这首词里都有，我只要读就可以了。所以唐宋诗词中的好作品，就是帮我们抒情的。它们能帮助我们纾解内心郁结的苦闷，能让我们获得安慰和共鸣，这是唐宋诗词对现代人的第二重意义。
唐宋诗词来源于生活
　　唐宋诗词巨细无遗、真切生动地展现了我们祖先的生活情景，它们告诉我们祖先曾经是怎样生活的。我非常遗憾地感觉到许多现代人不太懂生活。虽然我们的生活已经达到小康，但有很多朋友没有幸福感。他们不会享受生活，不会品味生活，不会珍惜转瞬即逝的人生片断。而古人很会生活，唐宋的诗人词人真会生活。那些作品对于现代人的实际生活具有巨大的启发意义。
　　比如说，唐宋诗词告诉我们，我们的祖先在生活中时时刻刻都注意与自然环境的和谐相处，他们热爱自然，而今人往往与自然渐行渐远。亲朋好友聚餐小酌，进了饭店包厢里往往先把窗帘拉上，无视窗外的一轮明月——这真是自绝于自然。我们看李白怎样喝酒。有一次他独自喝闷酒，但是他携着一壶酒来到月下，来到花间：“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那是多么优美的生活场景，多么积极的生活态度，他与自然的关系多么亲密啊！再举一个例子，韩愈有一首七言绝句：“漠漠轻阴晚自开，青天白日映楼台。曲江水满花千树，有底忙时不肯来。”韩愈写这首诗时，正在长安做官。春日的一天，他约了张籍、白居易二人到长安南郊的曲江池去游春。上午天气尚阴，到了下午就放晴了。曲江水涨得很满，亭台楼阁与青天白日倒映在水中，两岸繁花怒放。当时张籍前来赴约，白居易却没有来。于是韩愈写信质问他：你有什么事在忙，怎么不来欣赏如此美丽的春光？我想白居易可能会回答自己工作忙，走不开，这也是我们现代人不去游春时常用来推脱的理由。白居易是忙，那韩愈忙不忙呢？白居易这一年任中书舍人，是正三品的官。韩愈呢，吏部侍郎，官居二品。二品官能抽出时间到曲江赏春，三品官反倒没时间？可见这是借口。所以关键不在忙不忙，而是能否珍惜这样的机会。晚唐诗人李昌符有两句诗写得很好：“若待皆无事，应难更有花。”不但自然界的花季很快就过去了，人生的花季也是转瞬即逝的。人的一生过得非常快，人生就是由一个个片断组成的，这些片断都是转瞬即逝，必须要抓紧，才能仔细品味，仔细咀嚼。如果把每一个有意味的片断都轻易放过去，整个人生就变成毫无意义的一堆碎片。请大家多读唐宋诗词，像古人那样品味人生吧。
　　更重要的是唐宋诗词中蕴含着美好的人际情感，比如天伦之情，就得到极为广泛、极为生动的描写，那些作品直到今天还让我们深受感动。像孟郊的《游子吟》对母爱的歌颂，像杜甫诗中对儿女的款款深情，都是感人至深的真情流露。又如歌颂友谊，这是唐宋诗词中发展得最为充分的一类主题。由于唐宋的诗人词人在抒写情感时都是通过具体、生动的生活情景来进行的，所以会给现代读者留下极为真切的感受，比如离愁别恨，都是通过环境烘托、情景描述来抒写的，作品中会展现出具体的场景，使现代读者身临其境。我一向认为，唐宋诗词里所展现的离别场景，离别行为，用现代的话说，简直就是优美的行为艺术。我们的祖先是如何送别的呢？他们在离城五里处修一座亭子，叫短亭。离城十里处修一座亭子，叫长亭。短亭、长亭一般是供人休息的地方，十里长亭也是送别的地方。来到这里。送行的人往往会携带一些酒菜，在长亭里摆好，大家喝几杯酒，写几首诗，唱一曲离歌。王维的《渭城曲》，后来被称为《阳关三叠》，就是经常在这种场合唱的离歌。这样的离别过程是悠长的、从容不迫的，所抒发的离别之情也是深厚的，绵长不绝的。我们看李白在黄鹤楼送孟浩然：“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我们可以想象，李白先是跟孟浩然在黄鹤楼上喝酒，写诗唱和。然后，孟浩然走下楼，登上船，在长江上渐行渐远。李白一开始是站在江边上望，望不到了，再返回楼上，楼上的视野开阔，最后看到孤帆远影碧空尽。船在江面上越走越远，李白送别孟浩然的情意也绵绵不绝有如江水。再看一首宋词。柳永的《雨霖铃》：“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都门帐饮无绪，方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送别的地点是长亭外面，时间是一个秋天的傍晚。第二句写在城门外面，搭了一个帐篷，在里面喝酒。“无绪”就是没有心绪，心情缭乱，因为这是一对情人之间的送别，依依难舍。下面说到“兰舟催发”，船家催促要走了。古人一般是雇船，时间到了，船家催他们走。但是送别的人与行人还在那里“执手相看泪眼”，握着对方的手，看着对方眼中的泪水，话说不出来。整个送别的过程非常的绵长，情感非常缠绵。江淹《别赋》说，离别是使人销魂的情感。“销魂”，就是灵魂受到震撼，受到深度的感动，这是人生中非常宝贵的瞬间。唐宋诗词中所写的离别，虽然伤感，但那是人生中非常珍贵的瞬间，是非常值得回忆的人生经历。那么，现代人呢？我们享受了高度的物质文明，快节奏、高速度，但这样一来，很多离别之类的生活细节和场景都被压缩了、碎片化了，甚至不复存在。我读王实甫《西厢记》的时候，经常会有一个联想。《西厢记》第四本第三折，写崔莺莺到十里长亭送张生，我们来看她抒发的情感。第一曲《端正好》：“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整个情境渲染得多么优美，她和张生之间依依不舍的情感，抒发得多么充分，淋漓尽致。假如现代也有一个崔莺莺，也要去送她的张君瑞，她会怎么送？当然，送别地点有两个，高铁车站或是飞机场。还没等到她说什么话呢，张君瑞就不见了。所以，假如有一个剧作家，写一本现代的《西厢记》，来写同样的场景的话，那么，崔莺莺在舞台上面哪里来得及唱《端正好》，大概只来得及说一句说对白：“呀！张生不见了也！”不仅是送别，还有类似的传书寄信等等，其他的生活内容也是如此。我一直认为，唐宋诗词中描写得非常充分的古人生活中的细节、片段，都是非常有意味的。而这些在现代生活中是缺乏的，现代人的生活粗鄙化了，值得回味的东西都不存在了。当然，我不是主张我们都回到唐宋去生活，我们再也回不去了。回不去怎么办？我们可以阅读唐宋诗词，从古人的生活情景中得到一些启发，我们可以把生活的节奏稍微放得缓慢一些，生活得从容一些，尽量细致地品味生活的滋味，感受人生的意义和美感。总之，唐宋诗词会教我们如何生活，会提高我们的生活品质。这是它们的第三点现代意义。
唐宋诗词的教育意义
　　唐宋诗词对于现代人的最大意义是什么？我认为是在于其中的典范作品可以提升我们的思想境界，提升我们的人格，对我们有巨大的教育作用。中国古人坚定地认为，只有人品一流的人，才可能成为一流的作家。的确，凡是历代公认的大诗人、大词人，他们一定是一流人物。唐代的李白、杜甫，宋代的苏东坡、辛稼轩，就是这样的人。他们不但作品写得好，他们的人格境界也是一流的。在这一重意义上，我认为，读诗最后也是读人。读古代诗词的最高境界，就是最后透过文字来读人。所以唐宋诗词中境界最高的名家名作，对现代人具有人格熏陶和境界提升的作用。
李杜苏辛的现代意义
　　李白李白诗歌中所展现的是一种从始至终意气风发的精神状态。他24岁离开江油，沿江东下。四川江油的李白纪念馆里有一尊很好的李白塑像，塑的就是李白仗剑出蜀、昂首阔步的姿态。这是他的青年时代。一直到他61岁，去世的前一年，他已经老病交加，但当他听到大将李光弼率军前去抗击安史叛军的余部的时候，他又想去从军建功立业。可以说，李白一生意气风发，从未萎靡不振。李白的意气风发从哪里来的呢？首先，他对自己充满了自信。他坚信自己的人格、能力，坚信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实现人生理想。只有李白才能写出这样的诗：“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请问在唐代的条件下，既没有股市，也没有畸形的房市，他千金散尽，哪里还能来？这句话不是说真的能千金散尽还复来，而是说他对自己充满信心。李白的诗中不是没有苦闷、牢骚，但最后的基调始终都是昂扬奋发的精神。比如《行路难》，具体描写了道路艰难：“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到处都无法行走，所以他问：“多歧路，今安在？”但此诗的最后两句是：“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只要时机一成熟，我就可以施展抱负。李白一生中只有短短几年作翰林供奉的经历，他经常以百姓的身份出现，但他从来不因自己的布衣身份而觉得低人一等，他决不在王公大臣面前卑躬屈膝，相反是平交王侯。总而言之，李白是诗国中独往独来的一位豪士。他天性真率，狂放不羁，充分体现了浪漫乐观、豪迈积极的盛唐精神。李白的思想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绝不局限于某家某派。他决不盲从任何权威，一生追求自由的思想和独立的意志。李白的诗歌热情洋溢，风格豪放，像滔滔黄河般倾泻奔流，创造了超凡脱俗的神奇境界，包蕴着上天入地的探索精神。李白的意义在于，他用行为与诗歌维护了自身的人格尊严，弘扬了昂扬奋发的人生精神。多读李白，可以鼓舞我们的人生意志，可以使我们在人生境界上追求崇高而拒绝庸俗，在思想上追求自由解放而拒绝作茧自缚。
　　杜甫杜甫一生遵循儒家的精神，他是儒家精神在唐代文学中最好的代表，所以钱穆先生称杜甫是唐代的“醇儒”。儒家学说的根本精神是仁爱思想，儒家认为仁爱之心是人性中本来就有的，只要培育好，就自然而然发展成仁爱思想。孟子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一部杜诗，其基调就是这种精神。正因为这样，我们读《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才深受感动，深深地相信这不是说空话、说大话。诗人在秋风秋雨的夜晚，秋风把他的茅屋刮破了，秋雨漏下来了，床头都潮了，挨不到天亮了，这个时候，诗人居然发下宏愿：“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什么叫“安得广厦千万间”？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最早提出的安居房的概念，就是让百姓有房子住。杜甫的伟大情怀就是人要关心他人，要关心社会，特别是要关心弱势人群。这是我们传统文化中最主要的正能量。总而言之，杜甫是中国诗歌史上最典型的儒士。他服膺儒家仁政爱民的思想，以关爱天下苍生为己任。杜甫生逢大唐帝国由盛转衰的历史关头，亲身经历了安史之乱前后的动荡时代，时代的疾风骤雨在他心中引起了情感的巨大波澜，他用诗笔描绘了兵荒马乱的时代画卷，也倾诉了自己忧国忧民的沉郁情怀。杜甫因超凡入圣的人格境界和登峰造极的诗歌成就而被誉为中国诗歌史上唯一的“诗圣”。杜甫最大的意义在于，他是穷愁潦倒的一介布衣，平生毫无功业建树，却名至实归地跻身于中华文化史上的圣贤之列，从而实现了人生境界上跨度最大的超越。杜甫是儒家“人皆可以为尧舜”这个命题的真正实行者，他永远是后人提升人格境界的精神导师。
　　苏轼苏轼的思想非常复杂，丰富。他一方面深受儒家淑世精神的影响，在朝为官时风节凛然，在地方官任上则政绩卓著。另一方面，他从道家和禅宗吸取了离世独立的自由精神，形成了潇洒从容的生活态度。苏轼一生屡经磨难，曾三度流放，直至荒远的海南，但他以坚韧而又旷达的人生态度傲视艰难处境，真正实现了对苦难现实的精神超越。苏轼热爱人世，他以宽广的胸怀去拥抱生活，以兼收并蓄的审美情趣去体味人生，他的诗词内容丰富，兴味盎然，堪称在风雨人生中实现诗意生存的指南。苏轼65岁那年从海南岛北归，路过江苏镇江的金山寺，自题画像，后面两句是：“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三个地方都是他的流放地，而且越来越僻远、荒凉，他在逆境中的时间长达十年。那么，苏轼给现代人的启发在哪里呢？我觉得，他对于现代读者最大的启示，就在于他诗词中展现的在逆境中的人生态度。我们来读他的《定风波》。他45岁那年贬到黄州，不久就开始开荒种地。可惜官府借给他的那块荒地太贫瘠，收成欠佳。于是朋友们劝他自己凑钱去买一块肥沃的地。朋友告诉他在一个叫沙湖的小村庄里，有一块水田要出售，劝他去相田。苏轼47岁那年的三月初七，他在两个朋友的陪同下去相田。田没有买成，途中还遇到风雨，于是他写成这样的一首词：“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请问这写的是苏轼到沙湖相田偶然碰到的那场风雨么？当然是的。但是这仅仅是写偶然碰到的风雨么？当然不是。它实际上写的是人生途中的风风雨雨。苏轼不但沉着坚定地走完了十年逆境，他还把逆境变成了顺境。他在十年逆境中照样有进步、有创造、有光辉的人生成果。我认为普通人一生中总会碰到困难、挫折。换句话说，你一定会在人生的某个阶段暂时处在逆境。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我们能不能规避这种境地，关键在于我们处于这种境遇时采取什么样的人生态度。我非常遗憾看到有些青年朋友碰到挫折以后，消极、沮丧，甚至放弃，但苏轼没有放弃，他坚定、潇洒、从容地走过来了，他所写作的作品中包含着强烈的人生观的意义，对我们有巨大的启发作用。
　　辛弃疾辛弃疾是南宋词坛上少见的雄豪英武的侠士。他本是智勇双全的良将，年轻时曾驰骋疆场，斩将搴旗；南渡后曾向朝廷提出全面的抗金方略，雄才大略盖世无双。可惜南宋小朝廷以偏安为国策，又对“归来人”充满疑忌，辛弃疾报国无门，最后赍志而殁。辛弃疾的词作充满着捐躯报国的壮烈情怀，洋溢着气吞骄虏的英风豪气。他以军旅词人的身份把英武之气掺入诗词意境，遂在词坛上开创了雄壮豪放的流派。多读辛词，可以熏陶爱国情操，也可以培养尚武精神。那种为了正义事业而奋不顾身的价值取向，必然会导致人生境界的超越。宋词在辛稼轩以前，可以说是偏于软媚的。辛弃疾是一个具有独特身份的词人，他挟带着北国风霜、沙场烽烟闯进词坛，把英豪之气和尚武精神写入词中。辛词始终把报效国家、收复失土作为最重要的主题，雄豪就是辛词的基调。举两个例子。现存的宋词中，寿词多半比较庸俗。而辛弃疾为韩元吉祝寿的《水龙吟》却说：“渡江天马南来，几人真是经纶手？……算平戎万里，功名本是真儒事，君知否？”他以收复失土、击退强敌的报国壮志来与韩元吉互相勉励，这种情怀是何等壮烈。又如送别词容易写得悲悲切切，可是辛弃疾送辛茂嘉的词中说：“易水萧萧西风冷，满座衣冠似雪，正壮士悲歌未彻！”所以说稼轩词始终都是英雄的词，展现给我们的是一个堂堂正正的、有担当、有责任感的抒情主人公形象。年轻人读这类词，可以提升我们的人生境界。中华民族很需要这种刚健、向上的积极力量。
　　所以总的来说，李杜苏辛的作品，不仅具有审美价值，更重要的是对我们有提升人格境界的熏陶作用。阅读唐宋诗词典范作品，可以在审美享受中不知不觉受到感染。这个过程就像杜甫所描写的成都郊外的那场春雨一样，“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所以我认为唐宋诗词虽然距离我们有八百年、一千四百年的距离，但实际上它始终是活在现代读者心头的活的文本，这是它最大的现代意义。（郑晋鸣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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